治疗朱太太：个人经验的困局

让我们再回到陈果夫的故事。在剧本中，他详细地描述，在收到警卫分送的处方后，他如何决定对家中一位恰巧患有疟疾的访客朱太太进行试验。当朱太太服用这份处方后完全康复，“朱女士一跃而出，甚赞药方之效，陈主任始心安。于是对此药方特感兴趣，一伟大之计划，已隐然浮于脑际矣”。即便陈果夫非常兴奋于他对朱太太所做的“实验”，但这项试验的科学价值可能没有他所想的那么重要。追根究底，究竟在什么意义上，陈果夫的实验会比化学家许植方，或名中医张锡纯（1860—1933）等人所做的试验，来得更有说服力，或可信度更高呢？如果不是因为陈果夫正好处于一个关键位置，使他能要求医务室认真看待这个处方，那么他自认为成功治疗朱太太的“经验”，恐怕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科学价值十分可疑的民间轶事而已。(https://www.daowen.com)

笔者绝不是暗示陈果夫就只是透过他的政治权力强行干预医学研究。由陈果夫的角度看来，既然他已经通过实验亲身证实了这份处方的疗效，那么他当然可以向程佩箴医师“介绍”这个处方。但对西医来说，陈果夫就跟任何一位中医师一样，完全不具备得以评估中药疗效的科学训练。追根究底，如果“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将中药转化吸收至西医的社会技术网络之中，那么西医便理所当然地垄断了知识生产的工具，无怪乎西医们会毫无愧色地宣称：“只有科学家才能科学地研究中药。”

由于没有集体认可的中药审查机制，当某位西医想要找些中药进行研究时，他们一开始的选择常常会受到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比方说是提供资讯者的社会地位，或是他们与研究者在非专业领域上（甚至纯私人性）的关系。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进行的麻黄素研究就是一个好例子。在数以百计的常用中药中，陈克恢之所以会选上麻黄来进行研究，就是源自他那位中医师舅舅的强力推荐。虽然麻黄与常山这两个研究，是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环境下展开，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两者却有一个关键性的共同点——在刚开始选上这些中药时，研究者的选择都直接受到私交的影响。在这两个例子中，当研究者开始对某个中药产生初步的信任与兴趣时，他们的信任与兴趣都是建基在对亲友、同事的非专业关系上。分析到最后，在网络“外部”与“内部”之间的资讯交流一定是不稳定、带有随机性、从而不规则的。不可避免地，这种内、外间的交流，一定会受到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