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什么是常山
在管光地针对常山进行现代生药学研究之前，他必须先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常山究竟是什么？对管光地来说，要鉴识出常山，会牵涉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首先，传统本草有时一物多名、有时一名多物，常山究竟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个（些）药物？其次，从当代生药学的角度来看，哪种植物才是本草传统中的药物常山？
比较了诸种本草与常山有相关的记载之后，管光地将常山分成三类：鸡骨常山、海州常山、以及土常山。在引用19世纪中国著名本草学者吴其濬（1789—1847）对常山的注释评论后，管光地做出这样的结论：“观此可见其实常山种类已多，而吴氏已无法辨其真伪矣。”（《治疟报告》，9页）和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吴其濬一样，管光地也无法从这三个可能的选项中，确认哪个才是常山的正品。他在论文中从头至尾都说，他暂时的结论鸡骨常山只是一个“假定”（《治疟报告》，11页）。
对于确认常山正品而言，传统本草的记载只能提供部分的讯息。相较之下，在临床上已证实的抗疟功效，却反而成为确认常山时最有用的指引（或限制）。举例而言，管光地认定土常山不可能是真正的常山，因“土常山已知无治疟之效，如在市场上发现之，自可视为伪药，而不问可也”（《治疟报告》，11页）。细心的读者应当注意到，此刻整个研究的逻辑步骤已经逆转。在先前对“国产药物科学研究”的讨论中，为了对中药进行化学与生药学的实验，科学家们要求“首先要对矿物药、动物药及植物药进行完整彻底的确认与鉴定”。但在这个例子中，实际操作的逻辑正好相反：在辨识那种药物“最有可能”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常山时，已证实的抗疟疗效反向地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笔者强调“最有可能”，不只是因为管光地很有自觉地将他最后选定的鸡骨常山当作“暂时的假定”，更重要的是：管光地其实并不真正在乎鸡骨常山是否真的吻合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常山，甚至不在乎历史文献中是否真有始终如一的这“一”种药物[15]。古代的医生可能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过，就像吴其濬自己所承认的，那么今人又如何能够代为整理出一个首尾一贯的常山正品呢？管光地手中的任务不是找出历史文献中“真正的常山”，他的任务是依据当下的科学验证标准，由文献里记载的诸种可能中，辨认鉴定出“有疗效的”常山[16]。由今日的观点看来，关于这种常山的本草记载，才可能是有价值的知识，才值得去追求。夸张一点地说，价值决定了存在。(https://www.daowen.com)
在生药学研究中，被证实有疗效的常山也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发挥决定性功能的，不仅是确有疗效这个“新知识”，更包括确认有疗效的那一件常山“实物”。在假设鸡骨常山就是本草里描述的那个常山之后，管光地为鸡骨常山找到两个可能的现代植物原型：Orixa japonica Thunb．以及Dichroa febrifuga Lour．（《治疟报告》，11-14页）。前一个植物大多产自日本，而且日本科学家已在化学、药理学及生药学等领域对它进行过彻底的研究。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Orixa japonica被证明能够解热却没有治疗疟疾的功效（《治疟报告》，9页）。因为科学界普遍接受常山是植物Orixa japonica的根，他们（像李涛）才会十分怀疑本草中以常山治疟的记载。
事实是，日本常山和中国常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虽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1827）日本学者就已将常山鉴定为Orixa japonica的根，但仅就形态而言Orixa japonica的根与中国本草中所描述的常山十分不同（《治疟报告》，12页）。由于日本没有生产常山，所以从古代开始，日本医生就用各种本土的植物作为替代，其中就包括Orixa japonica。由于日本在汉药的科学研究上居于领先的地位，民国时期的科学家与中医师大都依循日本学者做出的结论，认定Orixa japonica就是常山的现代植物学学名。举例来说，在陈存仁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中（1935），常山的“外国别名”就是Orixa japonica。因此，非常吊诡地，如果陈果夫在一开始先请教国内生药学的专家，考察最新的关于中药的科学文献，他便会以Orixa japonica为常山。那么要不他就会无法在重庆的药铺买到这个药物，要不他就会买到这个确实没有疗效的草药，而验证日本学者以为常山治疟无效的结论。然而现在这个本地的常山已被证实能够治疗疟疾，以此为出发点，管光地自然不考虑没有疗效的Orixa japonica，而将虎耳草科的多年生落叶灌木植物Dichroa febrifuga认定为常山的来源。
最后，生药学家将Dichroa febrifuga的根部与重庆药市买回来鸡骨常山都制成薄片，两者并列放置在显微镜下细细比对，如此才终于确认两者的确是同一种植物。鸡骨常山的实物变成辨识的终极判准，因为它和陈果夫、程医师临床实验证明有效的那个常山是在同一个药市买来的同一种药物。照常理讲，如果想要知道常山是否具有疗效，第一步要做的是确认鉴定的工作，才知道找对了药物，接下来才能进行临床的实验。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知道它能够医治疟疾，确认常山本尊的工作将会非常困难，困难到研究者说不定会开始怀疑是否真有与记载相符的常山这个东西。笔者并不认为这个难题必定无解，重点在于：由于陈果夫及其同事先以人体直接进行临床实验，并从而证实了常山治疟的功效，这个作法反转了研究的进行方向，因而巨幅地缩短了突破这个困局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