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灵枢》内容的古近之分

由于《素问》与《灵枢》的自身结构均属汇编性质，因此决定了其内容必有古近之分。甚至可以见到“曰病无他”这种类似甲骨卜辞用语的文字。如前所述，在“经脉学说”方面，有以《经脉篇》为代表的全面总结、系统化的“经典方式”，也有许多以部位定脉名、与马王堆出土帛书相符仅有11脉的较原始经脉学理论。

有关“脏腑理论”亦属众说不一：有“九藏”（神藏五、形藏四），“十一藏”“十二藏”“脾为孤藏”“肾为孤藏”“头为精明之府、背为胸中之府、腰为肾之府、膝为筋之府、骨为髓之府”，或将脾归于六腑等说法。正如书中所云：“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可见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脏腑学说的统一，同样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历史时期。“方士”各以己说闻于世是在西汉中期武帝之时，统一异说却是在王莽之时。尤当注意的是，东汉初期厘定经学的《白虎通》（公元79年）中，有关于五脏六腑的确切定义。其中有关争讼不休的六腑之一“三焦”的说明，几乎与《灵枢》的记载一致。(https://www.daowen.com)

在治疗技术方面，两书均以针灸疗法为主。自马王堆医书出土后，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国针灸学在早期首先使用的是灸法，其后才逐渐出现了针法。像今本《黄帝内经》中一再谈到的“九针”，显然是汉代的产物。在今本《黄帝内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针灸疗法逐步发展的一些环节，有些方法在汉代或许就早已被淘汰。例如《素问·骨空论》中有：“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这种治疗方法的水平，与《五十二病方》基本持平。而治疗水肿病时的灸法是：“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这就是“风㽷肤胀，为五十七痏”的具体部位。这种不按脏腑经络辨证的治疗方法，只能认为是较原始的治疗方法。同样，早期治疗寒热病时也是在全身泛泛地施以针、灸之术：“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腨下陷者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颠上一灸之。”这种治疗方法的使用时代，显然是在连“足三里”（文中写作“膝下三寸分间”）这样最普通、常用的穴位名称尚未出现之时。与《素问·热论》等篇以“六经辨证”为理论核心，在疾病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方法治疗相比较，显然是有古近之分的。总之，如果笼统地将今本《黄帝内经》视作中医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将这些原始、过时的治疗方法与今本《黄帝内经》总体所达到的理论与治疗水平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是无论如何无法把握全书结构的。

书中各篇或各派的文章是否以五行学说为理论依据，也是区别成文先后的重要线索。今本《黄帝内经》中，虽说五行学说充斥，但也有像“黄帝—少师”问答诸篇那样，只讲阴阳不涉五行的派别。这与西汉初期一方面儒学渐向正统之路发展，另一方面古代诸子的传统尚有余绪，尤其是道、法、阴阳等家，尚相对显于郡国之间的历史背景相吻合。而“五行学说”本身，自战国邹衍等人提倡，直到西汉初期所用，皆属“五行相克”说，“五行相生”的理论要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始见完备。因此，今本《黄帝内经》中许多大谈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篇节，理应是在此之后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