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疗法的早期状况

一、针灸疗法的早期状况

一般认为针灸疗法起源于原始的放血与热敷手段,故可将其出现时间上溯到远古人类发明用火和打磨石器之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西周医事制度及治病方法均有较详细记载的《周礼·天官冢宰》中,丝毫看不到使用刺法或灸法治病的痕迹。这说明在西周以前,刺法与灸法如果确已存在,其实际水平也是极为有限的。另外,《周礼》不载此法亦可能是因为宫廷医生不适宜或不愿意采用这些带有损伤性的手段为达官贵人治病,故未能被当时的正统医学所接受。这种现象在其后的时代中也依然存在。

作为春秋时代使用针灸疗法而被引用的史料,一般有两条,但均不可靠。一是认为《左传·成公十年》医缓奉命为晋侯治病时所说的疾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是指艾灸(攻)与针刺(达),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另一条是《孟子·离娄》中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此“艾”字实际上并不是植物名称,而应该训为“养”。因而仅据此就认为原始社会以来,针灸疗法是在一脉相承地不断发展,甚至认为“春秋时代,灸法在治疗疾病、预防保健等方面的临床运用已相当普遍了”,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研究这一时期针灸疗法应用状况较为可靠的资料当首推马王堆出土的医学著作[1],其次可参考成书于汉代的《素问》与《灵枢》[2]

1.灸法 马王堆医学古籍中的经脉学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经》)仅记载了灸法,而无针刺疗法,故一般认为灸法早于针法。在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亦记载有灸法,但其特点是不以经脉学说为依据,施灸部位、方法较为杂乱,某些灸法的实际水平只是处于大面积体表加热的原始水平[3]。马王堆的出土医书,大部分没有书名,现所使用的名称均为考古工作者据其内容所订,但《五十二病方》前有目录,记载疾病名称52种,是西汉所见各种古医方著作记载病名的数倍[4],而且内容包括药物、汤液、祝由、灸法等多种类型,显然是当时汇抄各种古医方著作而成,所以这些治疗方法的产生及使用时间自然应该早于《五十二病方》的撰写时间很多。又兼之灸法不像刺法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制造较细的针具、给患者带来的恐惧感与疼痛亦远小于刺法等因素,故由此推论不以经脉学说为基础之灸法的产生时间,当明显早于刺法;有可能在春秋时代已被某些医家采用,但使用范围仍很有限,所以在汇抄各种治疗方法的《五十二病方》中只占据了很少的比重,远不如药物、汤液、祝由等治疗方法应用之广泛。(https://www.daowen.com)

2.刺法 在马王堆医书中已出现了砭石的记载,但从所言制砭石大小必须符合已成脓之痈肿的大小浅深[5]看,这时的砭石刺法只是用于外科痈肿类的疾患,可以说与《周礼》所载“疡医”(外科医)的性质是一样的。当被称为“九针”的系列金属针具出现后,医学著作虽然常将“针”与“石”一并论之,笼统地称之为“针石”[6],但在具体叙述其功用时却依然是分而述之[7]。“九针”中包含有与砭石具有同样功用的“铍针”[8],从当时有人对痈肿之疾既可使用砭石治疗,也可使用针(金属器具)治疗感到不解[9]看,这两种医疗用具必定同时存在,只是体系不同而已。砭石很可能最先在齐鲁之邦使用,而“九针”的体系却来源于南方[10]。这就是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尚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曾有过先以石制针具刺激人体某些部位以达到治疗目的,后被金属针具所取代这样一个过程。尽管使用各种尖锐物刺破人体表层放血治病的方法在原始社会就可能被采用,但从最早的脉学著作和具有治法汇编性质的《五十二病方》对此毫未涉及看,针刺之法在当时医学中尚无一席之地。最多只是散见于民间。

将原始的热敷、放血之法与中医学的针灸疗法分开,是因为前者虽然在直观的施术形式上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针灸疗法具有相似之处,但却不具备古代传统医学所应用的任何基础理论。热敷、放血等原始治疗手段并不是针灸疗法产生的根本动力与出发点。从时间上划分,具有理论指导的针灸疗法要到战国时期才见记载[11],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中国传统医学中才出现了真正的针灸疗法。试想原始的热敷、按压、放血等治疗手段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医疗行为中,为何唯独在中国能够有系统的针灸疗法出现?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原始的治疗手段本身并不具备发展的潜力,并不可能发展成为系统的针灸疗法。只有当经脉学说——针灸疗法赖以成立的基本理论出现之后,才赋予这些原始治疗手段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