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流传中图像的形变
《本草原始》自从1612年初刻本刊行以后，流传甚广，刊行版本颇多。龙伯坚曾介绍了《本草原始》在国内流传的8个明清版本，《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列有《本草原始》的26个版本及其馆藏情况，而王玠曾对《本草原始》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共列出了35个版本。《本草原始》在后世传承过程中主要分化为两个系统，即葛鼐校订的永怀堂版本系统以及《本草原始合雷公炮制》版本系统。以后诸多版本，均是在这两个版本基础上校订而成的。由于与《本草原始合雷公炮制》版本中与原始版本图像差异颇大，从图像的视角出发，可视其为两个独立体系，故而暂将其搁置，本文主要讨论葛鼐校订版本的图像及其传播。
1．版本流传过程中的图像演变 明代中晚期，刻书业异常活跃，书坊林立，而这些书坊出于盈利的目的，实用性较强的医药书籍是其主要刊刻的书籍类型之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当时众多私人书坊，成为《本草原始》得以传播的媒介。据王玠考察，在葛鼐校订之永怀堂版本刊行之后，敦素堂和四美堂先后进行了重订，这两个版本在内容上与永怀堂本并无差异。其后，至清代嘉庆年间，经余堂又对其进行重刻，经余堂在体例编排与内容上也与四美堂完全一致，但其中所绘图像明显粗糙了许多。其后的文会堂再次对其翻印，之后又出现了翠筠山房、善成堂、信元堂等版本，这些版本的图像质量再次下降。尽管此书不断刊刻，但不同版本各卷所题校订人均为葛鼐或周亮登。图3-5为版本源流简图。
图3-5 《本草原始》版本流传图[27]
在各版本不断刊行流传过程中，可以看出本草图像质量逐步下降以至于后期版本图像多有形变。图像描摹的痕迹非常严重，刊刻者显然并不关心植物的真实形态，也并不理解绘图者通过图像所要传达的信息，仅是照着底本仿绘与刊刻，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科学性的错误。比如，车前的叶，在李氏版本中的弧形叶脉，到了永怀堂版本中，则变成其中部分弧形叶脉、部分网状叶脉，而在经余堂版本，则全然变成了明显的网状脉，叶缘形状也有所变化，穗状花序的情况也大抵类似，从颇为形似的穗状演变成了点状程式图。文会堂版本，似乎与经余堂图像相似，但其雕版已经模糊不清了。而信元堂则更是进一步对图像进行了简化（图3-6）。再如，刘寄奴的图像情况也不尽好，在李氏原版中，所绘为其干形，枝叶弯折的部位，能看出植株风干后的脆性；在永怀堂版本中，干形变化不大，但弯折的部位变成了有弧度的弯曲状，显然与干形的样子不符；而在四美堂版本中，其干形的花略有些像叶子，以至于后期经余堂版本里，刘寄奴直接绘成了叶形。除了刻意描摹之外，后期的重刻版本，也缺失了艺术价值，所绘图像线条僵硬，并且对原有图像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
图3-6 不同版本车前图像对比
1638年葛鼐校订的永怀堂本（葛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李中立原本（李本）校订最早改动较大的版本之一，其后各个版本皆在葛本基础之上重刻。张卫等将葛本与李本进行了对比。在对图像的比较上，除了字体的变化外，其文主要述及图像的增删与更替，并未关注图像细节变化，除石部外，共列出药图差异16处[28]。然而通过进一步考察药图，可以发现更多细节的差异。首先，李氏绘图时，在线条的运用上自然灵活，使得对诸如泽泻、黄连等根部的描写比较生动、写实，而葛本中线条明显过于僵硬刻板；其次，葛本中对很多图像进行了大幅度简化，比如地肤、卷柏、萹蓄、茵陈蒿、青蒿以及木部几乎所有图像等；再者，葛本中仿照底本描摹的痕迹很重，以至于个别图像在模仿过程中有所失真；此外，两个版本在图注上也有所差异，李本个别图注是对图像中信息的补充、解释，而葛本中把一些图注内容或移入正文或直接略去。现将其中一些重要的图像差异详录见表3-3。(https://www.daowen.com)
表3-3 葛本与李本生物图像比较
2．周氏家族在图像流变中的作用 葛本之后所流传的诸多版本中，一些卷间或会出现“周亮登校订”[29]，但周亮登为何许人，至今却未见提及。在前人版本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又发现《本草原始》在葛鼐校订之前的另两个版本，可能有助于梳理清楚其图像的流传。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周文炜校刊的《本草原始》，此本原为郑振铎藏书，《西谛书目》中记载如下“《本草原始》存六卷，明李中立撰，明周文炜光霁堂刊本，十二册，存卷一至二，五至八，有图”。日本国立博物馆亦藏有该版本的前8卷，该条目记载有“本草原始十二卷／（明）李中立编著并书画：（明）周文炜校刊……［出版地不明］：［光霁堂］，［出版年不明］”，以上皆未提及校刊时间。而杜信孚在《明代版刻综录》中则载有“《本草原始》十二卷，明李中立撰。是书今人未提及。明天启书林周文炜光霁堂刊”。此外，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增订本草原始》12卷，并记录有“明李中立纂辑，明周亮登校订，明崇祯癸酉年（1633）刊本醉耕堂藏板”。这两个版本皆在葛鼐校订版本之前，可惜目前尚无法察见。不过通过对两位刊校者周文炜和周亮登的生平考察，我们能够从地域流传上为《本草原始》的图像传播提供一定的线索。
周文炜，字赤之，号如山，其所在家族是明末颇有名气的刻书世家，文炜为家族第二代刻书人。周氏家族先祖世居金陵金沙井，后徙江西抚州之金溪，定居栎下；周文炜之父庭槐游大梁（河南开封），占籍开封。周文炜曾为国子监生，并于天启三年（1623），以太学生身份任诸暨县主簿，有很好政绩，终因与县令不和，天启五年（1625）左迁王府官，复居金陵。周氏活动与交游范围极其广泛，尽管在李中立《本草原始》刊行之际，周文炜已离开开封，迁居南京，但是依旧与开封保持着密切联系，且周氏家族有为同乡刻书的传统，因此能够在金陵光霁堂刊刻此书，便也不足为奇了。
1633年重校《本草原始》的周亮登，则与刻书而闻名的周氏家族关系紧密。首先，周文炜有两子，一子周亮工[30]，字元亮，另一子周亮节，字元泰，而周亮登，字元龙，从姓名字号上看，与周氏两子名字颇有渊源；其次，刊行周亮登校订版本的书坊——醉耕（畊）堂，则是周家从文炜至亮工、亮节父子、兄弟互相沿用的刻书坊堂号；再者，《本草原始》中所题“金溪周亮登元龙甫校订”，而周氏家族祖籍金溪，周文炜、周亮工也时常称自己为金溪人，亮工更有栎下先生（栎下为其金溪祖籍）之称；此外，周亮登除校订《本草原始》外，还校订过金溪同乡龚贤廷的《寿世保元》，而在周亮登校订之前，该书就由周文炜光霁堂刊刻过。尽管尚无资料直接提及周亮登与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但据以上线索，笔者推测周亮登与周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极有可能为周亮工的从父兄弟[31]，为周氏家族第三代刻书人之一。
由于周亮登与周氏刻书行的密切关系，周亮登校订版本的底本来源或与周文炜版本相同，甚至也可能是周文炜校订的版本。日本东京博物馆所藏的周文炜版本题有“李中立编著并书画”，这与李氏原版是一致的；但1633年周亮登校订的版本，则题为“李中立纂辑”，而1638年的葛鼐版本中，亦为“李中立纂辑”。那么葛鼐版本与周氏版本是否存在关系呢？葛本之后的版本中，经常会出现部分卷由葛鼐校订，部分卷由周亮登校订的情况。本着卷目所题校订人不变，校订内容不会出现大幅度变化的原则，笔者对明崇祯四美堂本版周亮登校订的卷2与永怀堂版本葛鼐校订的卷2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无明显差异。首先，均将对植物产地、形态的描述用小字体，而功能主治改为大字体；其次，两者在体例、内容上无差异，且均剔除了艾叶一条，在内容上的增订也基本一致；再次，在与李中立原本出现差异的图像上，如天花粉、天麻、香薷、高良姜、红豆蔻、红蓝花、玄胡索等，这两者图像基本一致。所以这两者仅是刊刻的校订人不同，但在内容上并无实质性差异。
关于葛鼐，《江浙藏书家史略》载“葛鼐，字端调，昆山人，太常卿锡璠子，崇祯举人……鼐益购所未备书，所藏达三万卷”。葛鼐藏书甚多，但鲜见其与医药相关之论述。而周氏家族自第二代刻书人周文炜起，就刊刻过大量医书，而周亮登在刊刻《本草原始》之外，还刊刻过《寿世保元》《万病回春》等，皆是以治病之功效为主。笔者据此推测，葛鼐的校订工作极有可能是在周亮登的版本之上完成，并将其与《纪效新书》合刻，增补一序。在校订《本草原始》的过程中，对字体大小的更改足见校订者具备一定的医药知识，却更重视药物之功效主治，而较轻药物形态产地；此外，在校订过程中，增补的内容以功能主治条目居多，这似乎也是与周氏家族校订过大量医书的背景更相吻合的。或许也正是周氏家族的这种重功效而轻形态的理念，使得书中的图像信息在传承过程中有所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