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实验的伦理与政治

前述的伦理争议对中西医双方都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中药以及中医的“经验”已经变成中医退无可退的最后堡垒。在1929年的事件后，特别是在国医馆成立之后，不少中医也开始提倡“中医科学化”。为了维护中医体系岌岌可危的自主性，中医师特别强调由人体直接获得的“经验”所具有的启发性与价值。在陈果夫对中医特效药研究所所做的首场演讲中，他指出：“西洋研究药物者，每每先以动物试验，然后用到人身上来，中国几千年来以‘人’做实验而研究药物的性能，为什么现在学医的人反而不相信它呢？几千年宝贵的经验，为什么不能算数呢？”而中医谭次仲（1897—1955）在他的《论药物实验不宜忽视经验》中，则进一步地阐释：“抑无论何种药物，先从科学确证其原理，后从临床复勘其成绩，于理为顺，而于事则倍难……先从临床略知其成绩，再从科学确证其原理，于理不顺，而于事则倍易……”至少在常山这个例子上，谭次仲说对了，“于理不顺”的作法，却可能是最有效的研究方式。如同之前提过的，这个计划的负责人程学铭就曾经公开承认“盖其他研究均自临床有效始”，要不是先证实了常山的治疟疗效，否则无论是在生药鉴定或是化学分析时，科学家都将面对远为棘手的难题。

除了这个“启发性”的价值之外，中医坚持采用“临床实验先行”的研究程序，还有一个策略性的理由。首先，假如研究中药的第一步骤是人体临床实验，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中医体系的自主性便会自然地得以延续。既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给患者服药，那么或多或少，实验都必须以传统的操作方式进行。相反地，如果中药研究是按照“标准研究程序”操作，那么在第一步骤化学分析完成后，中医就不得不置身局外了，因为他们对所萃取出来的化合物一无所知，如何能积极介入呢？其次，如同在常山这个例子上所显示的，正因为陈果夫的研究不是按照“标准研究程序”操作，而是先进行临床实验，所以他们才有能力挑战日本与西方学者的本草研究，证明日本与西方学者数十年来以为常山没有疗效的结论是不正确的，错误源于误将常山假定为Orixa japonica的根。第三，由于“标准研究程序”假定中药的疗效必能追溯至某一种具药理活性的化学主成分，所以“标准研究程序”预设了一个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思考架构。只要研究者严格地遵循“标准研究程序”，他的实验将永远无法挑战化约主义的正确性与有效性^[21]。具体而言，如果萃取出来的主成分被证明不具备传统中医用药经验中所主张的疗效，这个“失败”的实验结果便构成一个对传统信念的否证，就像麻黄在1924年之前的情形一样，因而算是一个化约主义研究法的“成功”个案，这种“实验失败，结果成功”的研究，当然比较容易制造与累积，却很难像真正成功的实验般鼓动研究中药的风气。更有甚者，如果该中药的疗效已经先行确认，但化学家却找不到具有疗效的主成分，那么这个“失败”就足以反过来挑战化约主义研究法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事实上，即使在常山这个成功地找出主成分的实例之中，化约主义的研究方式仍不能说是完美无缺。分离出来的常山碱丙（γ-Dichroine）的确具有杀菌效力，但却会造成严重的呕吐与反胃、恶心等副作用，因此在临床使用上，它从未能真正取代原始的药方。后来已经转至礼来药厂担任药理研究部主任的陈克恢也曾投入常山碱丙的研究，美国的研究人员合成上千种衍生物，都没能找到可临床使用的化合物。(https://www.daowen.com)

简言之，如果依照“颠倒研究程序”，那么中药或多或少都还是在传统的社会—技术网络运作中，直到西医能在实质上分离出具有疗效的化学主成分为止，举证责任都在科学家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师其实有机会借以开拓势力范围，可以随着中药进入一些他们从未有机会涉足的现代机构^[22]。然而，如果“标准研究程序”确实顺利地萃取出有疗效的化合物（没有人能先验地排除这种成功的可能性），那么科学化后的成果就会完全脱离中医师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化”后的药物将可由化学合成、依其化学成分来命名、被用以治疗西医所诊断的疾病并在西式医院、实验室与药房中流动并发挥功效。一旦变成这种局面，中医师将失去着力之处，只能坐视中医步向凋零之路。

用科技研究者拉图（Bruno Latour）的语言来说，在一个具局度秩序的研究计划中，先前步骤的研究结果对后续的步骤而言，会自动地被当成一个没有争议而且不会轻易开启的“黑盒子”（black box），甚至被当成标准化了的工具来使用，是以这个“黑盒子”将会在整个网络中流通运作，串联出更多的人与物。在“颠倒研究程序”第一步的人体临床实验后，中药便会被初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黑盒子，种种性质（像其植物成分）都随着确认有疗效而被具体化、收入这个黑盒子的整体保护之中，对西医来说，将中药“黑箱化”后可能造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同赵燏黄在《中药研究的步骤》曾这样扼要说明：“至于（如果我们在）第二纲的化学成分未明，就去做第三纲的药理学研究，就是把药直接去试验他治疗上的效用。此无异于重蹈国医的故技，把人当作他的动物试验。如此中药就永远不会达到科学化的希望。”十分吊诡地，常山研究的真实历史过程，却相当近似“颠倒研究程序”。在确知常山有疗效之后，经由后来成为中国科学史大师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帮助，相同的常山一方面被送到陈克恢在礼来药厂（Eli Lilly＆Company）的研究团队去，另一方面则被送到另一个美国团队进行动物实验。当美国的动物实验证实了常山的治疟疗效后，同一种药物样本被送到伦敦大学进行生药学的研究。先前投入研发抗疟药物的另一个研究单位，也向国药研究室索取常山的萃取液。由于陈果夫其同僚在临床实验上的成功，使得重庆当地的常山变成了进一步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标准样本。不过陈果夫根本没有等着科学家分离出常山的有效主成分，更别说是人工合成。当西医还忙于进行各种实验与撰写论文的时候（这些努力最终仍没能发展出可供临床使用的药物），陈果夫已开始在重庆南部的金佛山开始大规模地种植常山。看着金佛山的常山农场，陈果夫兴奋地说道，“盖此一片青葱，实与研究室、制药厂、医院及疟疾者，结成不可分离之大环焉”。常山研究与生产的跨国社会—技术网络由此建立了起来，被标准化并大量生产的草药常山，开始滋生、繁衍并在整个网络里运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