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明代药物炮制技术发达，使得医药分工明确，诸多医生已不具备辨识药物本原的能力，以致出现“谬执臆见，误投药饵，本始之不原而懵懵”的局面。此外，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在利润驱使之下，药材的使用中也出现了不少造假行为。这种环境下，李中立为了助于医生辨别药材，精心绘制了图像。正是在药材图的目的下，李氏绘制出了今日称之为“剖面图”和“局部图”的植物图像，在当时的本草图像中颇具新意。然而这种图像的绘制，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其辨别药材的目的一旦达到，便止于此。

在《本草原始》图像传播的过程中，周氏刻书行活跃的交游范围以及强大的刻书能力，使得这本书得以从开封流传到金陵，从而在江浙一带的刻书中心广为翻刻，可以认为，明清时期盛行的刻书坊为《本草原始》图像传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这些私人刻书坊巨大的影响力，将李中立的最初版本精准的图像淹没在后来刊刻的诸多版本之中。在诸多因素影响之下，图像在流传之中发生很大形变，尽管如此，此书却能在明清两代被翻刻35次以上，这也从另一角度不得不让人对本草图像信息在实践中的价值表示怀疑。(https://www.daowen.com)

在图像传承过程中，李氏在建立起药材图的绘图模式之后，后世的画者仅是对其进行仿绘，并未有所突破，这与当时只重视文本知识，缺乏对自然本身的关注的学术传统不无关系。这些图像的阅读者多属学者阶层，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有时会凭借前代本草图像对植物进行鉴定与判别。然而在实践阶层，真正进行药材鉴定与采药的人，几乎都是凭借其经验进行鉴别，正如本草著作中时常提及“见者自能分辨”，在学习期间亦多是依靠师承关系传习鉴定知识，而鲜有依靠书本与图像者。或许这种学者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隔阂，也是导致图像在形变状况下依旧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更是导致我国博物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钫，《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3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