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科学史的发展
大约从1970年以后，多数西方科学史学家和医学史学家受的就是史学教育而不是科学教育了。他们开始为外行而不是为科学家写作。他们从越南战争（1959—1975）认识到，科学技术常常被用来摧毁生命也用来拯救生命，它们可以作破坏环境的工具也可以作改善环境的工具。史学家对于科学的政治误用的关切，导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研究题目从古代转到近代，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选择研究当代科学。例如，笔者自己系里的12位教授中，有10位研究20世纪甚至21世纪，我们的研究生很少研究1900年以前的事情。
研究你自己的时代时一定要注意，科学家的经济需要、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的竞争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都不能忽视。要注意那些接受一般训练、将永不会出名的科学家做着大部分工作，又引起了很多变化。探究所有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关的事情，正是我们今天常规研究的一部分。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显然的问题：难道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就不是真的了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一部主要基于大人物思想的历史就太狭窄了，不能解释科学是如何真正演进的。
大约到20世纪70年代，就在许多像笔者这样的科学史学家都在自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正在发展的那些研究方法，可能非常有助于研究过去。下一讲笔者将处理这两个学科的影响，这里笔者只稍微说几句。
旧的科学史是关于英雄科学家个体的理念和理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导致有价值的结论，但却不会导致均衡的结论。为了达到这种均衡，研究社会和文化在形塑技术变化中的角色，就是必要的了。今天，所有的科学家和医生都意识到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常规和非常规关系、财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的概念。科学家和医生也从他们周围的人们那里，认识到如何理解和澄清他们的经验、如何可以使他人同意，等等。人们分享的那些感觉和方法就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东西，属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的多数社会科学家探究的都是当下，而不是过去。
20世纪50年代科学社会史创始时，不外是对科学机构的研究：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由于这些机构只接纳那些通常杰出而并非典型的少数科学家，因此这种研究并不导致理解上的重要创新。从那时起，史学家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用于过去，他们也就阐明了种种技术性职业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人作为物理科学家或数学家被雇用，而在过去2000年中国科学家就有了这种官职？为什么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学家很少公开争论，甚至更少公开与在世的对手辩论？为什么天文官员比数学官员的争论要多一些？古希腊人以降，科学争论和公开的面对面的辩论在欧洲很正常。这个重要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表明的是社会习俗、优先权和价值观上更深层的差异，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
让笔者通过历史地思考技术变化，给出一些重要变化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首先是欧洲的，然后是中国的。(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新理念不能自动地使人确信它们是正确的而且比旧理念好。有些人不只是要发明新的技术方法，而且还要发明新的说服手段。如果这些理念是革命性的，那么，科学家还得创造新手段去说服新公众。没有这些社会发明，变化可能就极其缓慢。尽管哥白尼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广受尊重，但罗伯特·韦斯特曼（Robert Westman，1980）却指出，在1543年他的书初版到1600年之间的三代人当中，欧洲总共只有10个人接受哥白尼的地球是行星及所有行星绕太阳运行的理论。哥白尼并非革命家。由于他是为大学里的保守学者们写作的，因此，直至伽利略（Galileo）为他创造了大学以外的新公众的时候，新的理解才过于缓慢地出现。
在17世纪的英格兰，大学主要是训练人做宗教职业。并非令人吃惊的是，那个时代的多数重要科学发现的完成和发展都不在大学里。由于大学并不准备赞许创新者，那么，谁来判断和接受他们的工作呢？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haffer）1985年对这个新问题给出了一个重要答案（Shapin and Shaffer，1985）。这就是有名望并对科学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他们相互论证他们的发现和假说。起初他们只在自己家中向少数访客做论证。到1660年，他们组织了欧洲第一个科学学会即皇家学会[1]。在这个组织里，他们可以向大得多的绅士团体展示和讨论他们的新工作，并把它作为真正的科学发表在学会的学报上。这在今天，比如在《自然科学史研究》这种学报中，已经是一种正常的模式，但是在17世纪60年代它却是一项新发明。
另一个例子是标准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发明（Kohler，1994）。20世纪早期，赫尔曼·缪勒（Herman Muller）及其同事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实验室里，开始繁殖一种极便于做遗传学问题实验的特殊品种的苍蝇。繁殖了一代以上之后，他们把这些昆虫送给许多正在做同样工作的实验室。结果，这些特殊的果蝇成了多种研究的标准昆虫。这些实验室依靠它们，并通过向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小组告知其工作进展及经常接受他们的建议，作为对这些赠品的回报。结果，哥伦比亚的这个小组存在的时间很长，在那种实验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样，一种昆虫成了实验科学中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工具。
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科学的理念和理论都依赖社会活动——新科学家之间新关系的创造，甚至一种新昆虫的创造——都使它们在某些方向的发展更可能。这也使得回答这个问题成为可能，即为什么1280年元初中国雇用了150多位专家改历，但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却没有这样的项目把五六位天文学家弄到一起。答案在于中国的集权官僚政体。
医学史方面，过去20多年也有同样重要的转变。此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关于医生及其行医的研究。医生们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是医学史的主要原始资料，但这些资料并没有详细记载患者的经验。不过在传记和日记里，有许多这样的记载。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广泛研读了论述患者经验的书籍，并且正开始理解普通生活中、患者中和手术中的患者疼痛史。
中国医书几乎也没有给出有关患者及其经验的知识。不过，10年前张哲嘉（Chang，1998）的博士论文使用了北京故宫档案馆的文献，非常详尽地追溯了同治皇帝（1861—1875）和慈禧太后（1874—1908年在位）在他们被医官和非官方医师治疗期间的个人看法。他们不是典型的患者，但张哲嘉的工作开辟了对一般患者进行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