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主要医学社团的创设及其特点
近代大多数医学社团“限于财力故”和“无在上者之提倡故”，“卒无赫赫之功”，持续时间短暂，作用影响一般，到1949年，延续下来的医学社团寥寥无几。其中神州医药总会从民初一直延续到1951年，中华医学会则发展至今。这两个中医、西医社团，提供了一个考察近代医学社团发展的视角。
1．西医社团——中华医学会
（1）创办原因及经过：由传教士医师建立的中国博医会，在入会条件中设置了几道门槛，限制华人的加入：第一，只认可和接受西医；第二，1925年前入会者必须同时是基督教徒；第三，必须毕业于正规大学医学院。耶鲁大学医学博士颜福庆由于有曾在教会机构工作的经历，于1910年正式成为第一个被接纳的华人会员；伍连德虽然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但由于缺乏教会工作背景，只能当选为荣誉会员。
这种苛刻的条件，影响了博医会自身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的非教徒、留日西医等人士组建自己的医学社团。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俞凤宾、丁福保等21名医师发起中华医学会，并推举颜福庆任会长。1916年2月又召开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年会，选举伍连德为会长。中华医学会成立后，即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寻求官方的认可。5个月后，教育部即正式下达批文，批准中华医学会立案。合法的社团，为随后会务的开展，以及和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2）宗旨立场：图新与包容。中华医学会成立时发布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开宗明义说明社团成立的初衷是迫于“西学东渐”的压力，要解决“国人之习医者颇多，唯散处各方，不相闻问；既乏团结之力，复无切磋之机”的问题。在宣言书中提出，“欧美各国莫不有医学会社，其政府亦从而保护之、鼓励之，兴以种种之权利”，将欧美等医学发达国家作为学会创设的比照对象，同时发出号召“我医界同人倘能各尽其心……本会于欧美并驾齐驱亦意中事也”，意即加强从医人员的联系合作，打破传教医师、西方医师对学术和交流的垄断。1915年2月5日出版的《文汇报》[10]，就学会的成立发表社论，称“中国之医学非赖西人，非赖教士，实赖中国人之自动力”，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立场。所以，中华医学会制订的宗旨是：“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
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华传教士医生人数已达500以上，大部分国内医学机构为西方教会所创设。所以，学会没有狭隘地对教会西医简单排斥，而是认为需要“联络华洋医界”，积极合作。“中外宿彦维持之处实多，况医学原以维持人道为主旨，自无彼此中外之分。”这种摒弃门户之见的胸襟和立足长远的眼光，为日后中国博医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细菌学会乃至中国医药学会等整合进入中华医学会奠定了基础。
1932年，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合并，学会随后把宗旨修改为“医界的联合、医德的维持、医师权益的保护、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医学人才的培养”。这反映了其时的中华医学会已经基本完成了“联络国内华洋医界”的任务，本土化西医在中国取得了优势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西医社团，中华医学会成立初期无意直指中医，而且在早期的评论中，对中医的态度还颇为中肯友好。副会长俞凤宾的《保存古医学之商榷》，以客观的态度分析了中医的长处和弊端，指出中医应该加以保存和弘扬。同样，1906年成立的西医社团“中国医药学会”，在《医药学报》发刊辞中，也声明“本报之目的，在于输入医学之事，非徒以同化见贵，必保固有之习惯及有征之国学”，即输入西方医学，目的不是单纯要同化中医，而是要保存合理有价值的国学。
（3）政府关系：靠拢与配合。中华医学会主观和客观上对政府持接近态度。首先，中华医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创办人身份具有官方背景。伍连德历任大总统侍从医官，京汉、京张等四条铁路总医官，及北京中央医院院长、政府军医司司长、卫生部技监、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上海检疫所所长等职。后来合并入中华医学会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创始人汤尔和、陈方之都先后担任卫生司司长、中央卫生实验所所长等职。这种身份，使他们有与政府沟通的便捷渠道，主张容易为政府所接受。
另外，中华医学会还主动吸纳政府官员担任学会名誉会员，以期获得支持。会章规定：“凡名望素著，曾尽力于中国之医士，由职员介绍的会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得推为名誉会员。”1916年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大会时，时任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上海工部局医官、上海青年会卫生部长、北京政事堂顾问官等共10人[11]被举定为名誉会员。1917年初，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年会，黎元洪大总统发来贺电，广东省长朱庆澜作为地主到会致辞，并宴请与会会员。1934年3月，中华医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十届大会，《中央日报》《申报》等报刊为大会的召开专门刊发了特刊。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孙科等十几位政府官员为大会题词。汪精卫对学会极尽肯定，认为：“关于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及医学学术的发扬”，“历来都有中华医学会”的努力。这些都代表了当时官方对中华医学会的肯定和支持态度，也促进了西医的发展。
2．中医社团——神州医药总会
（1）创办缘由及经过：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在新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只提倡西制而没有涉及中医，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条例公布后，中医界群情激昂，《光华医事月刊》认为该法案“视吾辈（中医）若累赘”，表示对北洋政府无视中医的做法不能忍受。广东九善堂在筹办医药学堂时反复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均被以“中医中药专校既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的理由拒绝。1913年3月，筹办处陈惠普、陈兆祥等人，无奈向上海各医报及中医界王问樵等人士发电，希望得到声援。余伯陶，江苏嘉定人，精于中医内科、热病、调理，近代中医社会活动家。余伯陶接到王问樵转来电文的第二天，即以“神州药医总会”[12]名义复电，表示要在“国会前举代表赴京力争”请愿。
紧接着，余伯陶积极联络各省中医药团体，筹划成立“神州医药总会”。筹办阶段，“奈何烽烟未靖，政务纷岐”，因为南北对峙，“正式政府尚未成立”，“恐泥首沥情，终于无济”，所以“请愿宗旨迟未发出，成立大会亦未举行”。直到1913年10月，南北对峙局面结束，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正式政府业已成立，国务院亦组织完全”，余伯陶、颜伯卿、包识生、葛吉卿等随即号召“我辈当急起直追，以达请愿之目的”，于10月29日在上海举办了神州医药总会成立大会[13]。
神州医药总会成立后，创办了神州医药专门学校、神州医院、神州模范制药社，发行了《神州医药学报》，出版中医书籍，进行国医药无线电宣传等。神州医药总会成为近代成立时间较早、规模较大、持续较长的中医社团之一，在培养中医人才、维护中医的地位、开展中医药研究、普及中医药知识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2）目标立场：联合与抗争。在《神州医药总会会章》中，明确总会是“合全国医药界组织而成”，反映出它融合各中医中药社团的特点。总会成立后，温州医学公会和福建上杭、安徽泾县等地原有中医社团均改名为神州医药总会相应分会，四川、陕西、广西、云南、福建、江西等地也先后成立分会，会员一度达8 000人。
总会的宗旨确定为“联合全国医药两界，研究医药精理，发达神州天产，讲求公众卫生”。但1913年3月，神州医药总会筹备会拟定的第一项任务，却是“组织救亡请愿团，号召同志”，向北洋政府请愿。其他任务“联络教育总会、商会、国货维持会、民生国计会；组织演讲团；呈请中央政府暨各省行政长官立案”等，均系以维护中医药生存空间为目的。总会先后两次开会征集“各埠会员请愿诸条建议书”。在《神州医药总会会章》第三节“责任”中，明确列有“凡关于医药应兴应革事宜，随时条陈政府，以备采择”的条款，显示了总会参与政府事务的意愿。神州医药总会正式成立后，立即通电各省，会同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药界团体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由叶晋叔、刘筱园等人作为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赴北京请愿。
同样，近代许多中医社团都把为中医争取权益、与西医进行抗争视为己任，互通声气，广泛联络。例如，医界春秋社就以“宣传中医学术，内而唤醒中医之努力，外而应付新医之侵略”为宗旨，明确站在与西医的对立面上。
（3）政府关系：战斗与声讨。神州医药总会是应“漏列中医案”而生的社团，社团成立后，揭竿投入向北洋政府的请愿中，引发了民国建立以来最强烈之社会风潮。1914年1月8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下，函复余伯陶，首先解释法令的制订中没有考虑中医，是由于中医“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无从入手”；接着又表示“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势”，辩称“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继教育部之后，北洋政府国务院也于1月16日复文，基本同意请愿诉求，暂停实施法案。1916年，神州医药总会推举包识生进京为创办中医学校立案，得到教育部批准，验证了请愿的实际效果。
请愿的胜利，决定了神州医药总会始终站在不公正卫生政策的对立面，与政府进行不懈斗争。1923年，上海违禁药品管理局颁布了《中西药店注册暂行章程》，要求全市的中西药店注册登记，并收取注册费用。神州医药总会当即反对，指责该局“假管理违禁药品之名，而实行搜括之实，妄定中西药店注册章程”，表示“作为全国医药界之中枢，万不容上海开此恶例”。总会一方面与上海违禁药品管理局交涉，一方面致电各商界联合会，共同保护中医药。斗争最终迫使上海违禁药品管理局收回成命，注册没有实行。
在神州医药总会会刊《神州医药学报》中，刊载的许多文章言辞强烈、立场鲜明、态度激进。《论教育部拟废弃中医中药之谬妄》指责政府一味“醉心欧化”，“抑中而扬西”，使中医处境艰难。《汪总统拟废中医中药感言》则直接质问汪精卫因“抱何种方针，何等计划”而拟废中医药，并攻讦汪氏“名之曰洋迷之尤者”。
神州医药总会胜利的示范效应也影响了其他中医药社团，在面对政府的每一次涉及中医药政策中，这些社团基本都持声讨和斗争的态度。由于中医社团经费来源不依靠政府，组织体系自下而上，与权力机构没有附属关系，导致社团自主性不断增强，政府的整合力却在不断减弱。站在政府对立面进行抗争的中医社团，处于天然被政府管控的位置，自然也无缘在行政机构掌握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