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矿物药中毒的问题
尽管神仙不死、服食炼丹之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甚或更早，但着眼于借助金石不朽之性、以求肉身永驻之观念的产生，却相对而言要晚得多；虽然丹砂、水银的利用[9]早已见于原始人类与始皇的墓葬，但饵食之风的兴起与隆盛，也需另当别论。在陈国符所撰《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中，给出了许多有助于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提示，摘录如下：
（1）丹即丹砂，即红色之硫化汞。金丹者，丹砂而可制黄金者。金丹至唐代通称外丹。
（2）我国之金丹术与黄白术，可溯源至战国时代燕齐方士之神仙传说与求神仙仙药；盖战国时代先有神仙传说与求神仙奇药，及西汉始有金丹术与黄白术之发端也。
（3）西汉以丹砂制黄金（《史记·封禅书》言李少君“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汉书·淮南王安传》云方术之士所做《中篇》，“言黄白之术”；《汉书·刘向传》载“吏劾更生铸伪黄金”），但是否用以服食，史未明言，不可考。然刘向《神仙传》载“任光，善饵丹”“主柱，饵丹砂”“赤斧，炼丹，与消石服之”，是西汉或西汉以前，已有饵食丹砂者。
（4）《抱朴子·金丹》述小饵丹方多种，皆用丹砂。故虽从葛洪所言“余问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了无一人知之者……或得杂碎丹方，便谓丹方尽于此也”可知：至晋代为止，金丹尚少传布。但从饵食丹砂的角度观之，却并无本质区别。其主要成分皆为汞、砷和铅。
（5）南北朝时，金丹术较晋代为流行。及唐代，外丹术乃臻极盛。唐梅彪《石药尔雅》列“有法可造”之丹名70种，“有名无法”者28种。盖是时飞炼外丹，全国已成风气。
（6）宋人之于外丹，多已不复置信；斥外丹黄白为邪术，专讲内丹。故自宋代起外丹乃衰降。及元明，外丹术衰微。
（7）葛洪24岁时往广州，遂停南土，尝由日南（越南之顺化）往扶南（柬埔寨与越南南部）。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砂之国，附于《太清金液神丹经》之后。咸和初，洪欲求丹砂，又至广州，止罗浮山而卒。
（8）伴随着饵食金丹，中毒身亡的记载亦时有所见。此乃唐代之后，外丹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合以上陈国符所述外丹兴衰的梗概，对矿物药中毒与脚气病之间可能存在的牵涉，产生出以下几点看法：
其一，就第7条葛洪南行求丹观之，岭南无疑是产丹砂、水银之地。故在当地存在因饵食丹砂，或因制炼、生产水银所致慢性中毒的现象，当属自然。葛洪至此，始见此等以肢体软弱无力为主要表现的多发性神经炎患者，于是乃有“脚弱之疾，先起岭南”之说[10]。尔后江南金丹渐兴，服食中毒，乃必然因果。故若推测衣缨之士南渡后必染此风，而有此等病症，似乎要比推测他们过着食无鱼肉、菜蔬，唯以精白米果腹而患脚气，更为合理一些。(https://www.daowen.com)
其二，古代的信息交通，不比当代如此迅速畅通。因而虽饵食丹砂、制炼水银所致中毒，必存在于葛洪之前，但囿于闻见所限，故记说之事往往多系身历。间接经验的综合，在早期极为有限。
其三，除汞之外，铅、砷中毒也是极需注意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外丹术中，视赤色的丹砂为“阳”，黑色的铅为“阴”——阴阳相济，才能“合得至宝”。“铅与汞是金丹术中的双翼，几千年的研究都以铅汞为主要对象。铅的发现更早于汞。”同样，砷的使用也很普遍。现代医学著作在谈到脚气病的鉴别时，特别强调了与铅、砷中毒的鉴别。就铅中毒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鉴别要点在于：
（1）绞痛型：疼痛在腹部的脐下区，属阵发性，喜按，呕吐，便秘。
（2）瘫痪型：肌肉疼痛痉挛，随后呈瘫痪。以常用肌肉为显著，如腕指、腓肠，成垂腕、足垂。
（3）脑病：头痛、记忆减退、失眠、耳鸣、幻听、谵妄、激昂或忧郁。
而砷中毒时，与铅中毒多相似。显著的感觉障碍为与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及铅中毒的区别点。
就此观之，恐怕首先不得不承认矿物药中毒与脚气的症状表现，实在是相同甚多——即便是“鉴别要点”，也谈不上泾渭分明。盖因两者的实质性病理改变皆是多发性神经炎。其次，毋宁说古代医学文献中描述的脚气症状，有很多与矿物药中毒的症状更为相似。例如，《千金方》论脚气见症时所说“有脚未觉异，而头项臂膊已有所苦；有诸处皆悉未知，而心腹五内已有所困”；“或见食呕吐、憎闻食臭，或有腹痛下痢，或大小便秘涩不通”；“或精神昏聩，或喜迷忘、语言错乱”；“或觉转筋，或百节挛急”；“或小腹不仁”等，或较之“先见下肢痿软无力、腓肠肌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脚气病，更接近于上述矿物药中毒的某些特征。
____其四，唐代金丹风行全国之前，北方虽早有服石之风，但流行的主要是五石散。其主要成分为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与硫磺，不含最易引起多发性神经炎的汞、铅等重金属[11]。从医学著作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服用五石散后最主要的症状表现是燥热难耐，需寒食、寒饮、冷水洗浴，故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此外则是因各种疮痈之症，夺人性命。因而是否可以考虑：恰是随着含汞、铅之剂的外丹北越长江、风行全国，以汞、铅为代表之重金属中毒的多发性神经炎病症，也才殃及中原的士大夫。
其五，史书中虽不乏对于中毒现象的认识，但毕竟是以急性中毒（短期内死亡）和显而易见的体表征象（疮痈发作）为主。例如，《宋书》载刘亮服丹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衡山道士邓郁之“饵之而死”；《魏书·释老志》云魏太祖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无验”，但却将原因归于服丹“非其本心”；常被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述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及臣下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的服丹之害，皆是中毒致死；诸书所载某人服丹，“白日升天”，亦是急性中毒所致迅速身亡。此外则是服丹后“眉发立坠头背生疮”“患疽致死”的描述[12]。而对于慢性中毒，则少见论述。换言之，由于认知水平的制约，尚未能在慢性中毒之“果”与服丹之“因”间，建立起认识上的联系。致使将慢性中毒的表现，视为与丹药无关的独立疾病。
总之，上述外丹兴起于晋代，历南北朝而大盛于唐，宋元之后内丹走俏而外丹衰微，逐渐演变成外用药的“时间坐标”，与脚气兴衰的曲线可谓大致吻合。如果摘掉“米食必致脚气多发”这副有色眼镜，则恐怕很难认为这种吻合纯属偶然。
此外，由于在有关脚气病的较早全面性记述，即唐代医家孙思邈之《千金要方》的论述中，谈到此病出现后，岭表江东有释门中人支法存、仰道人等“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有释门深师，师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外台秘要》“碙砂牛膝三物散”下记：苏恭《脚气方》云是“婆罗门法”，因而使人考虑到：脚弱（或脚气）这一新病名的出现，是否会与佛教传入的时代背景有关？即是否存在西域医术影响的问题[13]。沿着这条思路，又发现“在西方文献中，最早记载此病的是Jacob De Bondt（Bontius）之《印度医学》（De Medicina Indorum，1642）”。但当笔者以为会在古代印度医学文献与专讲佛教医学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病名或记述时，却竟然一无所获。这说明，尽管晋唐时期确实存在西域医学知识的传入，而且我们对其诸多影响至今仍可谓“知之甚少”，但僧医对“脚弱”之疾的认识与治疗方法，却未必简单到直接源于西域医学知识。因为大多数僧医生长在中国，虽其社会身份为“僧”，但所掌握与使用的医学知识、治疗技术却源于“汉”。因而笔者现在对僧医善治“脚弱”的问题，另有一解：据《隋书·经籍志》载，魏晋以来有释道洪撰《寒食散对疗》一卷、释智斌撰《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慧义《寒食散杂论》七卷。虽不可言多，但在书志所载数量极为有限的释家医方中，仍可谓十分醒目。佛教徒行医术，本兼有弘教之目的，故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自然要形成抵触与较量。“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可见佛教徒是站在神仙方术的对立面上，因而一些僧人撰“解散”方书、从事服石之疾的治疗，或许含有超出一般医疗行为的用意，应进一步从佛道两家对立的角度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