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研究新进路

对中医文化理解得越多，对中医理论本质的认识往往也会越深刻。中西医的研究对象虽然均是身体，但中医中的身体既有着气、神等非肉体性内容，也在历史演变中获得了社会和文化意义。近年出现了一些从比较科学哲学、大众文化、社会学以及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医的新进路。

1．比较科学哲学进路　中西医对于身体的理解分别是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以针灸为例，不同的哲学基础使得人们对针灸的理解不同。同样是针灸师把针轻轻地捻入身体的穴位，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产生治疗效果。中医用经络理论解释针灸的治疗机制。由于穴位与通过穴位产生效果的部位离得很远，中医认为它们之间由“气”这种中国自然哲学中的基本对象连接。针灸通过施针影响“气”的运行而起作用。西医则从细胞结构、神经路径和化学信息等西方科学基本概念看待针灸的机制，用解剖学方法探究针灸中的相关结构和生理变化。当针灸传到美国的时候，一些内科医生认为穴位是有高灵敏度的“触发点”，而完全不能理解穴位与“气”的关系。

中西方关于穴位、经络以及针灸的治疗机制的解释是基于各自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基础。对于中医的理解离不开中医所基于的自然哲学基础，比较哲学视角为现代中医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https://www.daowen.com)

2．大众文化、社会学及人类学进路　有些咒语或仪式在中医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古时产妇在生产的时候会让丈夫念咒缓解自身的紧张情绪。大众医学的研究也表明，古代中国人认为疾病、疼痛大多是着魔，是因不道德被鬼神入侵的结果，需要法师做法式驱鬼神治疗。人们对这种仪式的信念使患者在经过“仪式治疗”后慢慢恢复健康。这种治疗手段到现代仍有很多人相信。信念可以引起疾病也可以治疗疾病，身体会对这种信念做出响应。这些咒语或仪式既不能单纯靠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受控实验来证明和理解，也很难进行哲学基础角度的分析，而只能通过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来进行理解。

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女性扮演的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关于中国妇女月经不调的治疗以及女性的生育问题大多是基于这些角色而定的，更多的妇女会因家族的利益和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借助能够控制生育的技术。古代中国妇女的疾病治疗程度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显然处于社会上层的妇女可以得到更多优秀医生的治疗和更优越的治疗条件。从社会学这一新的思路有助于理解一些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方式的内在社会因素。

正因此，马伯英认为“人类学家已经获得的成果，例如巫术原理、原始思维、神话分析、部落文化考查、文献资料研究等”有助重新认识中医。席文（Nathan Sivin）也认为用大众文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医不失为一种新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