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原始》图像的诞生及特点
李中立,字正宇,明代雍丘(今河南杞县)人,自幼敏而好学,多才多艺;少年之时,师从同乡中书舍人罗文英精研儒学;青年时“博极秦汉诸书”,深受当时县令马应龙的赏识,称其有“偏至之能”。正因精于本草、长于绘画的“偏至之能”,非医家出身的李中立才能凭借自己的精思力行,“核其名实,考其性味,辨其形容”,“手自书而手自图之”,于1612年完成了图文并茂的《本草原始》。
《本草原始》旨在讲述药物的本源,即药材的正确来源、形态及炮制方法。全书共12卷,按照草、木、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进行分类,共载药物508种。除石部、人部外,其余各部类药物原型皆为生物,全书共涉及动植物390种,绘制动植物图像415组,其详细的生物图像数量分析见表3-2。
表3-2 《本草原始》中生物图像数量分析

该书中的图像均为李氏通过观察实物,亲手绘制完成,所绘图像打破了自《本草图经》以来本草著作附图均为全株图的绘图模式,以植物局部形态呈现出来,注重图像细节,绘制精良,比例精确,并配之以准确的形态描述文字,还描绘出药材正品与赝品之间的差异,在动植物及药材鉴定上具有价值;其次,李氏绘图精美,李约瑟评价其绘图“看起来就像是在艺术大师门下学过绘画的天才的作品”,梅泰理认为《本草原始》“许多图具有清新感,看后似如一幅幅写生画”,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以下就《本草原始》中的图像做以进一步的分析。
1.植物器官局部图的绘制 李氏所绘图像打破了以往本草中所呈现的全株植物绘制,仅绘制植物的特定器官或部位,如其在黄精条中所言“入药用根,故予唯画根形”,李氏通过对实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绘制了大量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图像,这是本草学史上最早全面绘制的植物局部图。

图3-1 局部图
李氏很注意突出不同植物器官的典型特征。在对根的描绘中,突出了根表皮横向皴纹与纵向皴纹的差异;其次,李氏对根的外形把握非常准确,表现出了苍术、郁金等储藏根(茎)的圆球形、椭圆形或者圆锥形外形,突出其肉质肥厚的特征。在茎的描绘上,李氏能够细致地描绘出茎节、节间特征,以及卫矛的木赤栓、通草的皮孔等典型特征。对于花序枝,李氏能够准确地绘出花的典型特征,比如小蓟、大蓟、红蓝花等菊科植物的头状花序,天南星科的佛焰花序,葱、韭等伞形花序等。在叶的绘制中,能准确描绘叶形、叶缘特征、叶脉以及叶柄着生方式等(图3-1)。
2.植物剖面图的绘制 植物剖面图在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植物解剖学以及现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认识植物内部结构、植物分类与鉴定中极具价值。西方在16世纪时,已经绘制出大量精美的植物剖面图。而李中立在《本草原始》中所绘制的大量剖面图是我国生物图谱中最早的植物剖面图,尽管这种剖面图从以实用为目的的药物炮制中孕育而出。
在李氏绘制的天花粉(栝楼根)图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根的横切面,栝楼全根呈现不规则圆柱形,对其进行横切后可以看到呈现放射状排列的木质部。而在青皮的绘制中,李氏则分别绘制出了纵剖面和横剖面。对芸香科植物枳实与枳壳的图像描绘更是精细,绘制了精细的横切剖面图,能清楚地看到枳实的厚实的外果皮及其上的油点、疏松的中果皮以及向外翻卷、合成瓣状的内果皮(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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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剖面图

图3-3 不同视角组合
3.生物图像中的组合视图及不同视角的选择 《本草原始》生物图像另一显著特征,便是采用两张或两张以上不同视角的组合视图,最大限度地表达出生物体完整的形态特征(图3-3)。
在植物图中,李氏主要通过对植物不同角度的刻画来实现植物的完整表达。在植物叶片的描绘过程中,李氏多处采用正反两面叶片皆绘制的方式,表现出叶正反两面的差异,同时兼顾叶子动态特征,更具写生画的情态。在植物花、果实等描述上,采用不同视角组合。在花与叶的绘画中,多遵循“前后扁宽,左右窄长”的透视规律,从而对花叶进行复原,反映出其向背、折卷、反正、平侧等关系,改变了以往本草中的刻板。事实上,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绘画的要求了。
在对动物的描绘上,亦多采用多视角组合的方式。尤其在对昆虫的刻写中,常采用侧视与俯视结合,背甲部与胸腹部结合,展翅与合翅结合,力图展现出昆虫多角度的特征。在兽类的刻画中,李氏多采用侧视图,侧面物象最能表现其特征。在此基础之上,部分动物再采用头部回望的方式,从而更加精确地将其面部特征也刻绘出来,达到了最大程度表现动物特征的目的,同时兽类采用侧视图比正视图更能反映出动物丰富多彩的形体变化。

图3-4 图注
4.图文结合 图注是对图像的补充与解释,图文结合,以文字作为图像未尽部分的补充。而在李氏的图像之中,很多图像中都使用了图注。图注在此大致有三种功能,一是对于通过图像无法传达的重要信息辅之以文字信息,使图像更为丰满,以实现按图索骥的功能,比如花色、茎的细节等;二是文字即为对图像的解说,比如叶对生,在图像上亦表现出对生的画面,利用文字与图像两种载体形式,以增强感官印象;三是文字作为图像的标注,比如人参的头、尾、正、侧等。然而在以往的本草图像中,图像之中很少出现辅注文字,这既与画者对图像的认识相关,也与当时图文混排的雕版技术相关(图3-4)。
从绘图程式上看,李中立所绘图像较传统本草图具有很大的突破,然而其绘图思想并未有实质性的变革。唐宋以降,本草著作中逐渐出现图像,主要目的是辨别动植物,以正名物,解决同名异物的问题,防止本草用药中的混乱。李氏对植物局部图和剖面图的绘制,依旧承袭了传统本草图像的以“名物”为目的的绘图思想,而且正是从植物图到药材图的一个转变。这种做法想要指导的并非是在野外如何采药,而是在药肆之中,如何辨别药材的真伪。尽管对所谓的局部图与剖面图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但是一旦可以对药材进行分辨,其目的便已达到,而其工作便也止步于此了。
从绘图技法上,李中立显然受到艺术绘画的影响,其叶形、花形,构图方式多与画谱一致。比如,在菊花的绘制中,《高松菊谱》中就有“菊瓣朝心列,横长竖短……”的画诀。事实上,中国本草图像的绘制,从来都没有从艺术绘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特定的绘图套式,本草图像的绘制者本身就是画工出身,抑或是有所擅长的业余画者,并未形成专业的植物插图师,因此图像的准确性显然受到绘画者植物知识的制约,以及本草学者、画者与刻工之间的协作的影响。而李氏的本草图像,也正是其本草知识与绘画能力的一个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