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药物科学研究
自20世纪开始，中医的命运起伏就和国家政权的递嬗密不可分。1928年，国民党终结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11—1928），并在南京成立卫生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设立中央级的行政管理中心专职掌管公共卫生事务。隔年，在西医掌控的第一届国家公共卫生会议中，与会成员无异议地通过余岩（1879—1954）所提出的全面废除传统中医的提案。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提案的威胁之下，大批中医师开始集结动员，发动大规模的“国医运动”。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医师要求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和其西医同行平等待遇——设立由中医师掌管的国家医政机构，建立国家许可的中医师认证系统，将中医纳入国立医学教育体系。面对政府的敌视，中医师们在各地组织团体以扩充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并致力争取国家授予诸种专业权益。这个前所未有的集体运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日子是3月17日，也就是中医师与其支持者在上海展开示威游行的第一天，之后该日被订为“国医节”。对中医师来说，中医现代史在1929年3月17日揭开扉页——就在它们遭遇到现代国家的威胁，而面临存亡绝续的那一天，自那天开始，传统中医开始集结为一个有组织的专业团体，从而深刻地转变了自身的命运。
历史学家大都忽视了中药在国医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3月17日那天，当中医师集结于上海总商会大厅时，会场的墙上悬挂一对巨型海报，上头写着“提倡中医以抵抗文化侵略”，以及“提倡中药以抵抗经济侵略”。为了广结联盟，中医提倡者不仅诉诸文化民族主义，更致力于抢搭国货运动的便车。国货运动大约出现于1911年革命前后，它鼓吹国人购买本国产品以促进经济独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之下，国货运动在当时达到最高峰。政府官员与新兴资本家合力，使得“爱国”与“购买本国商品”被画上等号。借由将中药转译为国货，中医师不仅能召唤到中药业的从业人员，更得以寻求认同国货运动的广大民众的支持。看来这个策略相当成功，除了中医师之外，全国商业总会、国货维持会以及全国药业工人联合会（大多是中药制造工人）也都立刻出面支持国医运动。
由于成功地将中药宣传为一种国货，中医师的抗争便不止于自利的动机，而攸关于国际贸易赤字这个重要问题。由3月17日前后报章上关于中医存废的论战中可以看出，由于废除中医而可能造成的经济效应的确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支持中医的人士甚至公然宣称他们的对手之所以提出废除中医的提案，部分是因为收受了西方药厂600万元的贿赂金。中医师们暗示，一旦中医真的遭到废止，西药业将可以全面接手这个市场，而毫无疑问地，此举将巨幅增加中国的贸易赤字。
这项传闻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许多人同意它的推理——如果全面废止中医，这将对已濒临破产边缘的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中医师的这个诉求策略其实学自他们的对手，自20世纪初叶以来，西医常强调攸关国家利益的医疗事务，借此促使国家支持西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鼠疫时（1910—1911），西医成功地证明现代公卫能为国家解除燃眉之急的主权危机[6]。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中、西医师，竞相利用涉及国家利益的医疗相关议题来争取国家机器的支持。这个竞争策略着重于医疗对国家既成利益的影响，其本身的医疗价值反而是次要的、有待建立的。中、西医师双方依此逻辑彼此争斗的结果，不仅使医疗从属于其他重要国家利益，更将自身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西医不是太在乎文化民族主义者批评他们毁弃国粹，他们却十分介意于被指控为洋人的买办[7]。由于他们开始在国家医疗体系里担任公职，因此对于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贸易赤字问题，更不能掉以轻心。卫生部主要创建人之一的胡定安就曾以专题为文《纠正非科学医药之反响，就有急切提倡国产药物的需要》。更有甚者，当时对中药的科学研究已有一些世界知名的重要成果，像是由麻黄中分离出可以舒缓气喘病的麻黄素（ephedrine），或者从当归中萃取eumenol等，这些成果也使得人们觉得应该将中药与整个中医区别开来。事实上，早在1929年的争斗白热化之前，西医就已发展出一系列的理由来说明他们何以对中医与中药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仿佛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中药由被形而上学的迷雾所笼罩的中医体系中悠然升起，并被视为具有尚未经证实、亟待研究的“科学价值”。
首先，由西医的观点看来，所谓的中药，应该被正名为“国产药物”。如同西医汪企张医师所主张的，单就“中药”这个名字来看，会让人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医有科玄之别，药无中外之分”。由汪企张的角度看来，医学是在时间长流中逐步演化而来的；不论某个医学发轫于哪个国家或文化，都可以依照其发展阶段给予适当的定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的，或是科学的。药物是自然界中的物件，因此不仅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文化，即便有些药物恰巧出产于某些特定国家，但我们仍不当依据这些地理根源来将药物区分中西。基于这些理由，虽然不少西医认为中药值得认真地研究，他们更坚持中药的价值与中华文化或中医理论都完全无关。国产药物的“科学价值”要到别处寻找。(https://www.daowen.com)
其次，针对中医师宣称中药是国货的这个说法，批评中医的人提出多项有力的回应。他们指出，许多所谓的中药，其实并不发源于中国[8]，有些不仅早就不在中国生产，甚至还仰赖国外进口。更糟的是，根据海关的统计，进口中药——包括西洋参、日本参、犀牛角等——的费用，比购买西药的金额还多出100万美元[9]。由此看来，中药是否算是国货其实大成问题，而且中医师也得为推广非国产药物负起一半以上的责任。相较之下，所谓的西药却不见得非从国外进口不可，当时国人已逐渐能在国内设立自己的制药厂，生产“西药”。
到头来，不论是将中药自中医系统区隔开来，或是宣称中药并不全是国货，这些都不是西医最理想的论点。就算这两项策略真的成功了，文化民族主义者仍会指控西医毁弃国粹；而国家商业官僚也仍会指责西医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西医来说，最理想的方式，将不只是使中药从中医系统中区隔开来，更要紧的是把其中有价值的中药转译进他们的社会技术网络之中，成为其组成分子。一旦这项转译的工作妥善完成，许多在中医药业工作或信用中医的人们，就能够在原本处于对立面的西医中发现自己的、新的利益。比方说传统的中药业也许能在国外发现新的客源，根据陈克恢（1898—1988）本人的说法，在他及他的同事证实麻黄素能够舒缓气喘后，从中国出口到国外的麻黄数量急遽增多。陈克恢不仅以图表来具体说明这种戏剧化的成长，还附上一张工人笑着的照片，下面文字说明：“许多人找到了年度采收麻黄的新营生。”在麻黄的例子中，甚至文化民族主义者也会对西医大表赞扬，认为他们发扬了国粹。对西医而言，这个理想的转译方案就是“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
大多数的中医师对这个研究计划很反感，长久以来都采取抵制的态度，直到1929年3月废除中医案的冲突之后，才不得不有所让步。中医师对于西医指称“中医理论违反科学”的指控，一向置之不理；然而，当西式医生以科学的名义决定全面废除中医时，中医师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困局：他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已被认定“违反科学的中医理论”绑在一起。迫于形势，在1929年的冲突之后，逐渐占据主流位置的中医师——也就是那些最致力于组织专业团体并争取国民政府支持的人——都公开表示愿意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因此，“317”之后，产生了两个相反方向的发展：一方面，中医师成功动员发起国医运动、挡下废止中医的提案；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他们却做了一个策略性的大撤退。在1931年国医馆成立时，这个退让被具体化为正式的官方文字，《国医馆组织章程草案》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本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与制药方式为宗旨。”由这一刻开始，中医似乎就永劫不复处于急需科学“整理”的混乱状态之中。
陈存仁（1908—1990）中医师是这个策略性撤退中最显明的例子。陈氏是国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不仅首发鼓动3月17日的示威抗议活动，也曾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投递中医的请愿书。在废止中医案被挡下后，即被邀请担任顾问。他不只是国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而已，1935年，他将过去10年的心血结集出版为一部连科学家们都肯定的力作《中国药学大辞典》。序文的开头这样写着：“中国医学，积数千年经验而成。”他接着慨叹地指出：“自后世搀入阴阳五行家言，以意象空论为理论根据，于是中医学术大受浩劫，而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西医界以地处对立，尤以是为攻击之焦点，意欲废止中医而后快。然平心之论，中医理论确有不伦之处，所恃以见信于社会、见信于民众，历无数次政治议废而屹然不能摇其地位者，盖在药物之效验卓特，治疗之配合出奇耳。”
为了证明中药的确值得人们认真看待，陈存仁接着罗列出一连串的报导，都是关于中药近来在欧美与日本受到瞩目的情形。在总结前，他说出对这个大辞典的期许：“尤有望者，希冀世之科学专家、西医药家，对中国药学引起研究兴趣，进而作中药科学化之真实工作。”
1929年春天的冲撞，开启了中西医师在国家场域的争斗，当这个历史事件暂时落幕之后，就连中医师也对科学家寄予厚望，期待他们能对中药进行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