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时代特征
《难经》一书的作者究竟为何人，史无定论。以为出秦越人之手者与否定此说者之争，由来尚矣，无庸附赘。由于近世医史研究公论此书成于东汉，自然难归先秦医家名下，唯程鸿儒“漫谈”之中仍持此说；亦有两说俱载，不加断言者。唯需略加讨论的是，有人本以上两说所提出的一种折中式解释——由东汉时期的扁鹊（或秦越人）传人、弟子所作，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于两汉医学中不谈《难经》，只是在春秋战国的有关论述中说：“秦越人的医疗技术，由他的弟子和后起者的继承而保留下来。到了汉代，有人把他的医学理论和经验，总结整理成《难经》。”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秦越人著《难经》的古传之说必须而且应该解释为：东汉时期扁鹊学派的医家撰写了《难经》，《难经》继承了西汉之前扁鹊学派的学术思想并使之有了新的发展，秦越人著《难经》的真相是扁鹊学派的医家著《难经》。”持此说者的论据，实际上与认为该书出秦越人之手者的论据是一样的，即由于《难经》中有数条文字与《脉经》《千金方》等医籍所引扁鹊言论一致。进而通过分析这些材料，认为：“已可肯定：《难经》所引的‘经言’是扁鹊学派的医经而言。”
如果将《难经》引用了扁鹊之医学言论作为一条线索，去推敲为什么该书会被后人署上秦越人之名，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若据此即判定《难经》为东汉时期扁鹊学派的著作，则误矣。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说明后世医籍中称为“扁鹊曰”的内容就是引自《难经》，尽管其内容大意与《难经》相同。而《难经》不仅吸收了扁鹊的医学言论，同时也包含有其他古典医籍的内容，不可言其是延续先秦某一医学流派的理论而成书。言其为扁鹊、秦越人之作，或认为是该学派传人之作，两者之别只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应该知道：扁鹊的医学知识不仅在《难经》中有所体现，就是在《素问》《灵枢》中亦早有所收；未被《难经》引用的扁鹊言论还有许多。(https://www.daowen.com)
虽然根据现今所知资料，只能定《难经》作者为东汉时无名氏，但东汉儒家文化的时代特征，却在他的医学论述中有较充分的表现。要看清这一层，需对儒家学问的历史略陈一二：
儒学在先秦为“九流”中之“显学”，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艺之文被奉之为“经”。此后虽有道、佛之兴，但儒学仍居显位；宋代理学一出，更是儒学复兴。唯需注意的是，儒学自身虽然是以孔孟之道为祖、一脉相承地发展延续，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却各有特点。先秦儒学以六艺之文讲“五常”之道，《易》中虽有阴阳，毕竟为卜筮之书。“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可以说是“儒家者流”的基本特点。一般研究儒家文化与医学关系者，多是从这样的角度入手分析，故在积极的方面只看到医为仁术、重人事远鬼神、提倡自我修养等形式上的浅层联系，深层则全属消极影响。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想达到“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目的，儒家学说自身亦是在不断发展的。西汉董仲舒融阴阳、五行之说的哲学思辨性于儒家“五常”之中，完成了儒学自身发展的第一步，故虽有“罢黜百家”之举，然百家之说已入其中。因而有人评价说：“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河图》《洛书》《七经纬》等书“遂盛行于世”。这些书籍虽然受到孔安国、毛公、贾逵等人之斥责，但如郑玄等经学大师亦为之做注。如果说经学内史研究者留意的是经今古文学之争、郑学的兼容性；社会学家关注的是透过经学史看社会集团的权益之争、地位转变，那么科学史家理应注重的则是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远甚于董仲舒的、融《易》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阴阳、五行之说为一体，辅以数字推演来解释天地生成、政治人伦、万物化生、物理之情的学术风气与思维方法。尽管儒学正宗以其为“妖妄，乱中庸之典”，隋炀帝即位后“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自是无复其学”，但是宋明理学之兴，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种变化的重演，而且其后亦同样出现了清代朴学对新儒学的批判。抛开儒学经典自身的真伪考辨、学术源流、文献价值不谈，东汉与宋代的两次“异端”之兴，均包含有探索终极真理、解释万物自然、构筑宇宙发展模式的进步倾向。两者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东汉之学重五行，穿插阴阳；宋代之学则是以阴阳为纲，纬以五行。这就是儒家思想重理性的具体表现，李约瑟已经注意到了“它助长了科学的萌芽”。《难经》一书恰恰是产生于东汉之时，风行于宋明之世。如此则不难理解其中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肾间动气”为“原气”、为“十二经脉之根本”、为“人之生命”的基点；何以要辨脏为六、腑为五（阳奇阴偶）；腧穴何独重“五俞”；病候为什么多分五类；何以脉法归于阴阳之论，刺法只谈补泻之施，等等。同时亦不难理解，何以《难经》一书的地位在宋以后逐渐上升，受到多数医家的普遍重视。
《难经》一书所涉及的各种医学问题，实际上均属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像《素问》《灵枢》那样明确记述某种病应该如何取穴施针的具体治疗方法与经验，是看不到的。这种理性思维的特征固然不为儒家所专有，但在东汉时期却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其中又尤以古文经学家长于此道，所以今文经学大师的讨论，却靠古文经学家归纳总结而成《白虎通》。而今文经学借《经》以阐发己意的特点，同样在《难经》中有所表现，因此断不可因为《难经》中有几句“经言”，就误以为是承袭某家之言，或为解释《黄帝内经》而成书。恰如“郑学”的兼收并蓄一样，《难经》是以前此的各种医学理论为素材，通过“元气、阴阳、五行”这一代表该时代最高水准的哲学思想来构筑自身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的。其中阴阳与五行相互结合的紧密程度以及应用的广泛性、体系化，均是《素问》与《灵枢》所不及的。在《素问》与《灵枢》中，很多情况下是就病论病，直言治法、刺法、取穴而已，且阴阳与五行往往各自单行，某些篇节说理或只据阴阳，或单论五行。例如将人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类，或是太阴、太阳、少阴、少阳、阴阳平和五类，可以看成是不同流派的理论。而在《难经》中阴阳与五行是一体化的，例如讲“一脉为十变”（十难）的原因是五邪（五行）与刚柔（阴阳）的综合结果：5×2＝10。又如将积聚分成阴、阳两种（《五十五难》），是阴阳的运用；续将积又分为五类（《五十六难》）则是五行的体现。而这一特征又并非《难经》一书所独具，例如其中多次引用的《十变》，虽不能知其详尽，但大致可以推断其说理方式亦是以阴阳五行之合为纲；“五俞穴”的相生、相克关系亦见于《明堂经》。由此可见，如果不对《难经》一书进行深入研究，是看不到东汉时期医学理论有怎样的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