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灵枢》的成书时代
对于今本《黄帝内经》总体成书时代的估定，由于受到《汉书·艺文志》已见著录的束缚，故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上文已述，《素问》《灵枢》必非《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18卷，这就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束缚。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的，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所以说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其他医学著作，即使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8]，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但是，尽管《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均未著录《素问》《针经》之书名，却不能断定直至西汉末年均无此书。因为班固在编写《艺文志》时仍以《七略》为准，而未收王莽一朝的著作，例如刘歆的著作及王莽本人的著作就未加收录。王莽曾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因而对于王莽时代可能出现的科技著作，尤当特别注意。他曾让太医进行人体解剖，在此之前从未见有类似记载。今本《黄帝内经》中不但有人体内脏消化系统长度的数据记载，并敢于明言：“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说明今本《黄帝内经》中涉及解剖知识的许多篇节，很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认为今本《黄帝内经》与王莽时代关系密切的另一原因是“莽自谓黄帝之后”，故尚“黄帝”之名。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将某些古医籍进行整编，冠之以黄帝君臣问答形式之著作的可能性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在《素问》《灵枢》中都一再提到《针经》《九针》这样一部著作，并涉及篇数。因此，如果认为在《素问》和《灵枢》成书之前应该另有一部《针经》（或《九针》），当不属无稽。考之正史，《后汉书》中确有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指郭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根据年代估算可知，和帝时（公元89—105）作太医丞的郭玉是涪翁的再传弟子，故涪翁的著作约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所以不见于《七略》。而今本《灵枢》很可能是在此书基础上发挥而成，当然更不可能见于《七略》。
《素问》与《灵枢》间可见到一些文字重合，或说《素问》引用《灵枢》的证据，致使有人误以为《素问》成书当在《灵枢》之后。其实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两书曾参阅吸收了某些共同的原始著作。涪翁的《针经》及《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扁鹊著作都属这类例子。表1-3即为《素问·针解》与《灵枢·小针解》分别注释《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所保存原始经文的举例说明。搞清《素问》《灵枢》的某些文字重合是另有所本，才能解释为何人们普遍认为《灵枢》文字较为浅显，应成书于《素问》之后，却又见《素问》引用《灵枢》的矛盾。
表1-3 《素问》《灵枢》分别注释同一段经文的例证(https://www.daowen.com)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同样，中国医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步完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
本文虽将《素问》《灵枢》的最终成书年代定在《七略》之后，但又特别强调两书内容皆有古近之分，实际上反映出了战国到东汉前期医学发展的进程。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由于“书不同文”，又兼之战乱之世必以兵法、纵横之说为尚，医学乃至其他自然科学的突破发展均属不太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时期，医学尚处于家传师授的“禁方”“禁脉”阶段。经脉学说虽已出现，但其理论水平和临床治疗技术的水平均是十分有限的，应以马王堆医学著作的水平为准。医巫并行的现象十分明显。直到汉文帝时仍见“为置巫医，以救疾病”；但到宣昭之时，则云：“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可见西汉时期，巫祝始逐步让位于医学。这期间，临床医学有极大发展，出现了许多“经方”著作及称为“九针”的治疗工具，经脉、脏腑理论均趋于定型。这些成就乃是《素问》《灵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正体现这两部著作学术价值的精华所在。
（廖育群，《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7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