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信任中药（Trusting Chinese Herbs）
自1945年起，具领导地位的中文期刊《科学》登出一系列特集，回顾各科学领域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在《近三十年来中药的科学研究》这个专刊中，作者大力称道常山的研究，认为是1940年代的代表性成就，重要性仅次于1920年代闻名世界的麻黄素研究。
这两项研究除了在时间上相隔20个年头，成长的环境也截然不同。麻黄研究的诞生地，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5年投入重金打造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陈克恢以及Carl Schmidt于1924年联名发表麻黄研究的原创性论文，5年之内，他们的论文发展成为全球麻黄素研究的活水源头，1930年他们在美国期刊Medicine发表长达117页的专文《麻黄素及其相关物质》，那时已有超过500篇的相关论文在世界各地发表。此后几乎所有和中药相关的讨论，都一定会引用麻黄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相较之下，常山研究源于中国西南山区一间破旧的医务室，也从未引起任何类似程度的国际关注，但它的成功却促使国民党提供资金设立“中医特效药研究所”及金佛山中药实验农场。
和其他“国产药物科学研究”相比之下，常山研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个研究由起心动念、过程记录乃至官方资助都是由笃信中医的陈果夫所促成。不论从哪一个观点来看，陈果夫及其弟弟陈立夫（1899—2001），都是了解中西医之争的关键人物。陈立夫是国医馆的第一届馆长，陈果夫则名列该馆的董监事。他们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推动建立德国式的国家卫生行政机关；陈果夫还和反中医的健将胡定安合作设立了江苏医政学院，计划在该校设立优生学系，并为中医师提供现代医学的补习课程。最后还有一点（不过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由于陈果夫罹患肺结核长达40年，他对医疗非常关注，曾求助的中、西医师超过100位，并以“老病人”的身份出版过许多跟医事相关的文章与书籍。
陈氏兄弟对医事的兴趣，同时出自医学关怀、政治理念与个人健康三种来源。问题是他俩人完全没受过任何正式的医学教育。陈立夫拥有匹兹堡大学的矿物工程硕士学位，而陈果夫的正式学校教育则止于陆军中学。部分源自这个因素，即便他们两人终生一贯地支持中医，学者常将他们的支持完全化约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陈氏兄弟对中医在所谓“科学化”乃至知识内容所曾发挥的影响力，尚未曾得到历史学家认真的研究。有趣的是，由陈果夫自己的角度看来，常山研究完全奠基于他胆大无畏的“个人实验”之上。
虽然后来加入中医特效药研究所的西医与科学家都一致赞许陈果夫所提供的支持，但是从没有任何人曾提及陈果夫在发现常山疗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是从陈果夫的角度看来，他在突破过程中担当着关键性的角色。对他而言，发现常山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分水岭是1940年，当时他将治疗疟疾的处方送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医务室。一旦常山被送入医务室，之后的研究便完全由科学家及西医所掌控。由于陈果夫和科学家对于“第一阶段”的历史有着南辕北辙的看法，所以他们对陈果夫的贡献便有非常不同的评价。问题是：在“第一阶段”中真有一个突破吗？在常山被送到科学家手中认真研究的路上，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难以跨越的障碍与门槛？
一般而言，被忽视的历史，常常无法留下任何资料。然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次实在非常幸运。陈果夫对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因此他亲自撰写了一出以发现常山为主题的教育电影剧本。在剧本里，陈果夫巨细靡遗地描述这个默默无名的处方，如何在机缘凑巧之下发展成为科学研究的灵感来源。仔细地阅读这出剧本及相关文献，我们就能理解陈果夫在这“第一阶段”的历史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和他的“个人实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中药常山进入西医的网络时，所不免遭遇到的结构性困局。(https://www.daowen.com)
根据陈果夫的说法，发现常山的缘起平淡无奇：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名警卫在重庆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治疗疟疾的处方，他把这处方抄写分送给学校里的教职员们。陈果夫描述他收到处方前的情形：“那时，医务所程所长佩箴，正在第三处陈主任（果夫）办公室中，为陈主任注射药针。工作之际，告以奎宁丸市价飞涨，顾虑今后供应或有缺乏，则学校为学生治疟，将感困难。陈主任询其何不用国药治之？程所长以不知中国药中何者治疟有效，因答以不能用。”这段对话至少显示出两个关键。首先，中医师多年来不断警告国民政府的危机，眼看就要成真了。为了强调中医存废攸关国家重大利益，中医师早就预测一旦中医真的被消灭殆尽，那么等到哪天某些西药短缺时，整个国家将陷入医疗危机之中[10]。不论听来多么像是危言耸听，这的确是在1940年代末国民政府的真实处境。在日军节节进逼之下，国府军民撤退到疟疾肆虐的西南省份，大批政、军人员都罹患疟疾。更糟的是，此时日军占领了印尼，而全球奎宁供应量的90%都来自那儿。也因此，早在陈果夫的常山研究之前，一群政府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危机，设法从中药里寻找奎宁的替代物[11]。很明显地，20世纪40年代后期，研究中药的目标是为了解决一个国家层次的医疗问题——传染病。
细菌学大师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曾有一句名言：在改善卫生的战役中，霍乱是“我们最好的盟友”。自从他指出这个吊诡的事实以来，传染病的确一再地为西医拓展新的滩头堡。举例而言，1911年，剑桥大学毕业的西医伍连德（1879—1960）成功地压制了导致六万人死亡的东北地区的鼠疫，维护了清政府在东北的主权，这个事件就被认为是现代医疗进入中国的历史分水岭。自此之后，预防与控制传染病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关切，也从而凸显出中医对国家大政完全无能为力[12]。余云岫引发“317”事件的著名提案就叫作“废除旧医以扫除医学与卫生的障碍”；提案中特别提到，中医由于其“个体医学”的特性，因此对预防传染病一事束手无策。此后西医再三以此讥嘲中医，使得传染病成为中医最明显的痛脚。由于双方都极力争取国家作为与对方斗争时的盟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定医疗问题的重要程度，是以国家利益作为衡量的基准。在这样的脉络下，陈果夫之所以会对疟疾问题感到强烈的兴趣，完全不令人意外。如果他能成功地找出可以治疗传染病的“中医特效药”，他就可以证明中医也能对国家医疗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然而，从陈果夫下定决心寻找奎宁替代品的那一刻起，这个计划的命运就已经不可逆转地设定了：研究的目标与成败的判准就是将中药转译到另一个治疗系统中，使它成为西医弹药库中打击疟原虫的一个新武器。
虽然程佩箴医生宣称他是因为缺乏资讯，所以才没有想到在中药里寻找替代奎宁的药物，但缺乏资讯却绝对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只要有意愿，治疗疟疾的中医处方其实俯拾即是。著名的医学翻译大家丁福保（1873—1950）在他《中药简述》（1930）一书的《序言》中就提出一个抗疟药方，药物中便包括常山。丁福保强调这个药方的疗效惊人，而且非常便宜。在一个研究本草的英文专书中，F．Porter Smith也指出“不论是那一种形态的疟疾热病，（本草）总是推荐常山”[13]。更有甚者，最具权威的《中华医学杂志》曾经出版一期《疟疾专号》，专号中就包括一篇名为《我国疟疾考》的论文。中医史家李涛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含有常山的中药处方是传统治疗疟疾的四大方法之一，但审慎的李涛立刻补上一句：“然而没有人能确定这个处方是否真的有疗效。”由此看来，要找到中药治疟的资讯一点都不难；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能信任这些药物，能否以它们长期以来被中医师及患者们信任的方式来加以运用。这正是西医师所不同意付出的信任，除非能将一个中药转译进西医师的社会技术网络里，使之成为他们可以了解、控制、信任的元素，否则西医师们以为不应当轻易信用中药。
下面的插曲精准地说明了这个困局。在常山的抗疟效力被确认多年之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位化学家许植方（1897—1982）忆起，他如何以截疟丸（常山为其主成分）医好了自己罹患的疟疾。在服用依照《本草纲目》（1552—1593）的处方所制作的药丸后，许植方完全康复了。然而，许自承：“但当时因无生理及药理试验不敢宣布，加以提出之物质，在化学构造未明以前，更难自信。”如同这个例子所显示的，许植方并不缺乏中药资讯。他不仅知道名声响亮、治疟功效极佳的截疟丸，还亲身试药以证实它的疗效。令人遗憾的是，对身受现代科学训练的西医群体来说，这项“个人实验”的成功几乎不具任何科学意义。只要许植方无法将这项成功的经验以专业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所谓的“实验”就只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个人经验。更重要的是，许植方在自白中也清楚表明，除非截疟丸内的中药能先通过化学、生理学及药理学的检测分析，否则他无法将他的“个人实验”公之于世，因为他甚至说不出这些药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引发什么生理反应、有无毒性。这意味着中药必须要能被分析／转译成某种在西医技术网络中可以清楚辨识与了解的物质。个别的科学家（包括程佩箴及许植方）之所以无法利用中国药物，不是因为这几个人刚好不知道相关的资讯。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无知（structured ignorance），只要特定中药尚未被吸纳入西医网络之中，西医的专业群体便会拒绝肯认这些药物传说中的疗效。
当年许植方不敢也无法向他的同行公布他的经验，然而4年之后，他发现许多贫民罹患疟疾，而且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在这种情形下，许植方决定自行制造贩卖，8个月内就卖出超过十万枚截疟丸。也许有人会质疑许植方前后自相矛盾，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困局。身为接受严格科学训练的化学家，在常山被转译成科学社群所共同认可的化合物之前，许植方自觉不应当贸然公布常山的疗效。更有甚者，只要中药对西医来说仍然是“成分未明、药理不知”的未知物，那么即使许植方真的甘冒大不韪地径行宣告常山的疗效，他的声称也不会得到同行的承认与肯定[14]。然而，无论是想要分析鉴定常山的有效主成分，或是确认它在临床治疟上的功效（两者其实密切相关），这两件事都必须投入极大的研究资源和苦功。完全没有这种条件与支持，到头来，许植方只能在常山所从出的传统网络中利用常山：依照《本草纲目》制作截疟丸，卖给本就相信中药的中国病患。
程佩箴医师的反应也源自类似的结构性困局。他并不是碰巧对抗疟中药一无所知，他自我声称的无知其实是专业结构下的产物。受制于他的专业资格与训练，对于大部分中国人因耳濡目染而熟悉的作法与“知识”，程医师必须采取存疑的态度而自我归零为对中药“无知”。因此，不论有多少“个人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个处方的功效，程佩箴或任何其他西医生就是不能贸然公开承认这一点。换句话说，在常山被同化吸纳入西医的社会技术网络之前，无论有再多治愈的案例，它们都只能被归类为有待科学验证的“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