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本草》在植物学上的成就
《救荒本草》全书2卷，共记载植物414种，其中除见于以前本草书的138种外，新增276种。一次增加这样多的植物品种，在我国古代本草书中是罕见的。按分类来说，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全属被子植物。书中对每种植物的形态和食用制备都有较好的记载。与传统本草学著作相比较，其记载有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救荒本草》对植物的生长和采收季节没有细致的描述，对新增植物一般没有说明根的颜色。这是由于传统本草注重时令和药效，而此书则只着眼于临时的救饥。第二，作者的描述来自直接观察，不做烦琐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书中每页附一插图，描绘一种植物，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像是一部区域被子植物志。
《救荒本草》在“图以肖其形”这一点上，在古代本草书中是非常突出的。书中许多图，如刺蓟菜（小蓟Cirsium chinensis）、大蓟（Cirsium leo）、土茜苗（茜草Rubia cordifolia）、委陵菜（Potentilla multicaulis）、孛孛丁（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兔儿伞（Cacalia krameri）等都画得相当生动逼真。像《救荒本草》这样的植物图谱，插图是非常重要的，它通过直观形象使人能够按图索骥，这在劳动人民中就增加了实用价值。
由于作者具有较先进的观察研究手段，《救荒本草》在植物学的描述上也达到较高水平。大的方面，如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前者花三数，后者花四数或五数，这在书中有较好的反映。单子叶植物以水慈菇、䓮䕅根、泽泻等为例，在图和文中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如水慈菇（Sagittaria trifolia）“稍间开三瓣白花，黄心”，䓮䕅根“中间窜葶，上开淡粉红花，俱皆六瓣”等。双子叶植物开四数花的，如罂粟科白屈菜“四瓣黄花”，柳叶菜科的柳叶菜“四瓣深红色花”，十字花科的银条菜（Roripa globosa）“四瓣淡黄花”；开五数花的，如木槿（Hibiscus syriacus）、龙芽草（Agrimonia pilosa）、丝瓜苗（Luffa cylindrica）、雨点儿菜（Pycnostelma chinensis）等，图文中也都有很好的体现。
对于双子叶植物，《救荒本草》的图文显然都抓住了植物的一些典型特征。如伞形科植物的重要特征是花序伞形，双悬果，子有线棱，叶互生，复叶。这在蛇床子、茴香、柴胡（Bupleurum chinensis）、前胡（Peucedanum terebinthaceum）、野芫荽（Carum carvi）、野胡萝卜等伞形科植物中，都真实地反映出来了。书中不但对伞形花序和其他一些特征画得逼真，解说也很得当。例如茴香，“一名蘹香子，北人呼为土茴香……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圃多种。苗高三四尺，茎粗如笔管，傍有淡黄裤叶（托叶），播茎而生；裤叶上发生青色细叶……叶间分生叉枝；梢头开花，花头如伞盖，黄色；结子如莳萝子，微大，亦有线瓣（棱）”；蛇床子，“每枝上有花头百余，结同一窠，开白花如伞盖”。根据图文的刻划，人们很容易辨别出这些植物。又如菊科植物的典型特征是头状花序和聚药雄蕊，虽然当时人们尚未注意到聚药雄蕊，但头状花序在大蓟、小蓟、旋覆花（Inula britannica）、漏芦（Echinops dahuricus）、豨莶（Siegesbeckia orientalis）、牛蒡子（Arctium majus）、邪嵩（Seseli libanotis）等许多植物的图文中都有所体现。豆科的荚果和羽状复叶，车前草的穗状花序，唇形科的四棱茎等，都在图文中如实地反映出来了。
上面我们从大的方面讨论了《救荒本草》对植物描述的准确性，那么具体到某一植物，它的描述比以前的本草又如何呢？以泽泻科的泽泻（Alisma plantago）为例，书中说：“俗名水䓠菜，一名水泻……生汝南池泽及齐州，山东河陕江淮亦有，汉中者为佳。今水边处处有之。丛生苗叶，其叶似牛舌草，叶纹脉竖直。叶丛中间窜葶对分茎叉，茎有线棱，稍间开三瓣小白花。结实小，青细子。”和以前的本草相比，以苏颂的《图经本草》为例，它是这样表述的：“生汝南池泽，今山东河陕江淮亦有之，以汉中为佳。春生苗多在浅水中，叶似牛舌草，独茎而长，秋时开白花作丛，似谷精草。五月、六月、八月采根阴干。”可以看出，《救荒本草》描写植物虽然有时沿袭以前的本草，但大有进步：它抓住了单子叶植物的两个重要特点，即花三基数和平行脉（竖直脉）。这就使得它的描述脱离了前人的窠臼，有了质的飞跃。
书中对新增植物羊角苗（Metaplexis stountoni）是这样描述的：“又名羊弥科……生田野下湿地，抱藤而生，茎色青白，皆两叶对生，茎叶折之俱有白汁出，叶间出穗，开五瓣小白花，结角似羊角状，中有白穰。”这一段文字表明，作者已注意到萝藦科植物体有乳汁，藤本，叶对生，花五数，叶间出穗（聚伞状花序），结角（二或一蓇葖果，与角果相似）。这种描述是准确而真实的，显示了作者的观察深入细致，超越前人。(https://www.daowen.com)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500多年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书在明代已被反复翻刻，而且后来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效之，形成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如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茹草编》、高濂的《野蔌品》、鲍山的《野菜博录》、姚可成的《救荒野谱》，直到明末清初顾景星的《野菜赞》，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朱橚著作的影响。明代著名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他编写《本草纲目》时不仅从中引用3种植物，而且吸收了其中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清代吴其濬撰《植物名实图考》，也效法朱橚用实际调查和收集植物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并直接引用《救荒本草》中的许多图文。从这些事实来看，朱橚的书对我国明清时期学术界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
17世纪末，《救荒本草》东传到日本。当时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而本草学则正处于向博物学转化的时期。《救荒本草》一反常规，把重点移到野生食用植物方面，非常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所以很快引起注意。享保元年（1716）本草学家松岗恕庵从《农政全书》中取出所引《救荒本草》全部内容，对其中植物进行了日名考证，翻刻成日本的第一个版本，全书分为14卷。后来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根据嘉靖四年（1525）刻本《救荒本草》进行订正补遗，于1799年刊行了第二版。天保十三年（1842）小野兰山的孙子蕙畝又刊行了第三版。这三位日本学者为《救荒本草》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
随着《救荒本草》的流传，日本博物学界对它更加注意，当时研究它的文献多达15种以上。对日本本草学和植物学颇有影响的《本草图谱》（1816）和《植学启原》两书，都受益于《救荒本草》。此书的东传，加速了日本本草学的博物学化。
《救荒本草》这部书，以它自己在植物学上的辉煌成就，赢得了近代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在《中国植物志》（Botanicum Sinicum）中，为《救荒本草》所列的176种植物做了学名鉴定，并指出其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实际上我国宋代的《图经本草》当已有木刻图）。20世纪30年代，英国植物学家斯温格尔（W．T．Swingle）指出，到当时为止，这部书仍是研究救荒食用植物最好的书。到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nard E．Read）就该书所列植物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饥荒食物》（Famine Foods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专著，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后来，美国植物学家里德（Howard S．Reed）在所著《植物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氏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在所著《科学史导论》中，也对朱橚及其著作推崇备至，认为朱氏的书“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学著作”。《救荒本草》是我国15世纪初期所做植物调查研究的忠实记录，它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植物学，而且在世界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们的推崇绝非过誉之辞。
（罗桂环，《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4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