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经过简要地回顾不同地域的针灸诊疗方法，发现因于他们选择的经典文本的来源不同，从而发展出了不同的针灸临床辨证思路与治疗方法，然而他们却都将自己标榜为“真正的”针灸。日本的针灸医生认为他们继承的是汉代的针灸正脉，并且发展出了腹部打针法与管针法等独具特点的针灸方法；法国的苏理学派的针灸理论主要基于明代针刺手法，注重针刺调整气机与阴阳的平衡；英国华思礼的“五行针灸”体系则以“素体因素”为主要诊查对象，其理论来源于《黄帝内经》。可见，全球范围内，古典针灸理论与技法都源于中医学的传统，但是分别走向不同的临床方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针灸在欧洲、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的传播与变迁，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流派，如今又以所谓“正宗”“传统”的中国针灸回到中国。形成反差的是，此类被称为“正宗”中国针灸的技术，对于中国医生而言却较为陌生，更多的像是外来的技术，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海外的“中国针灸”还属于中国吗？还是属于各地地域的技术？无论如何，针灸作为越来越国际化的学问与技术，交流与互融是一个不变的方向。
（吴章著，张树剑译，《中华医史杂志》，2017年第47卷第3期）
【注释】
[1]马王堆出土医学著作的撰写年代一般公认是在先秦，但不能上溯到春秋时代。
[2]关于《素问》与《灵枢》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本文立足于两书均成书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但所收内容有远近之分。参见廖育群《今本〈黄帝内经〉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367页。
[3]例如：
，燔陈刍若陈薪，令病者背火灸之，两人为靡其尻
已”（《五十二病方》，第180行）。
[4]《汉书·艺文志》“经方类”所载各种古医方中有“十一病方”“十二病方”（两种）及“十六病方”（两种）。
[5]《脉法》：“用砭启脉者必如式。壅肿有脓，则称其小大而□□之。”按：以下言砭石与痈肿之大小不符的几种情况。
[6]《素问·五脏别论》：“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又《素问·移精变气论》：“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等。
[7]《素问·异法方宜论》：“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其病挛痺，其治宜微针。”
[8]《灵枢·九针十二原》：“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灵枢·官针》：“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
[9]《素问·病能论》：“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
[10]《素问·异法方宜论》言：“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又《山海经·东山经》亦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
[11]《史记·扁鹊传》所载刺法已有“取外三阳五会”之说，显然是指一定的经脉俞穴而言。另外，《足臂十一脉灸经》所言灸某脉可治某病，亦是典型的依赖经脉理论的灸法。
[12]不仅针灸疗法如此，其他诸如诊法、用药中亦可见这些学说的影响。参见廖育群，《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4期，第193页。
[13]《阴阳》的“手三阳脉”分别被称为“肩脉”“耳脉”和“齿脉”，似可视为原始经脉名称的残留迹象。
[14]补泻手法有多种，例如在《灵枢》中有“深刺为泄，浅刺为补”；“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终始”）；“徐内而疾出”为泻，“疾内而徐出”为补（“小针解”），在《素问》中有“吸则内针，呼尽乃去”为泻，“呼尽内针，候吸引针”为补（“离合真邪论”）；“左手开针空”为泻，“左手闭针空”为补（“刺志论”）等多种方法。
[15]《灵枢·背腧》：“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
[16]《素问·病能论》：“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按：“度”是指古医书《揆度》。另外，西晋王叔和《脉经》中引古医书《四时经》，亦属同类著作。
[17]《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18]《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19]见于《素问》的《诊要经终论》《通评虚实论》《四时刺逆从论》《水热穴论》；《灵枢》的《本输》《四时气》《阴阳系日月》《寒热病》《官针》《顺气一日分为四时》。(https://www.daowen.com)
[20]例如：春本应配属“筋”，而在含有长夏一季的《素问·四时刺逆从论》中却配属的是属“火”的脉。
[21]见于《难经·七十四难》。但《七十四难》以“经言”起句，可见这段文字是引自其他医学著作，时间应早于《难经》。
[22]《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春气在经脉，夏气在络脉，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23]马王堆医书未见与五行说有任何联系；《素问》的针灸内容只涉及五脏；《灵枢》亦只能见到“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凡刺有五，以应五藏”等极少数附会之言。
[24]“五俞穴”是指位于膝、肘关节以下的一些重要俞穴。由肢端向心排列，分别称为井、荥、俞（输）、经、合。
[25]例如“输主体重节痛”，乃是因为输在阴经中属土，在五行配属中为脾、主肌肉，故可治疗体重节痛。
[26]《难经·六十三难》：“十变言：五脏六腑荥合皆以井为始。”《六十四难》曰：“十变又言：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
[27]因此书不避汉殇帝名讳，故被认为成于东汉延平（106）以前，但其内容又晚于《素问》《灵枢》。参见黄龙祥，《黄帝明堂经辑校》，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241页。
[28]《素问》与《灵枢》中言及俞穴数目时，多称“三百六十五”，以附会一年之天数。实际举出的穴位名称则仅有160个左右，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记载穴名为349个。以上统计数字引自南京中医学院主编《针灸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第12页。
[29]《素问》及《灵枢》中许多俞穴只有部位而无名称，例如三节之旁、喉中、腰尻交、舌下脉、眉头等。而在《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则全部有名称，且对俞穴部位有所说明，例如《灵枢》所言“三节之旁”已具体为：“肺俞，在第三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
[30]《素问·血气形志》：“凡治病必先去其血。”又如《刺疟篇》有“刺太阴横脉出血，刺跗上动脉，刺十指间出血，刺舌下两脉出血，两眉间出血，郄中出血，针绝骨出血”等。
[31]《灵枢·经水》提到针刺深度，最深不超过“六分”，两臂各经脉“皆无过二分”。但常常规定针刺次数，如《素问·通评虚实论》：“刺手太阴傍三痏，与缨脉各二。”“上踝五寸刺三针。”甚至有“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缪刺论》）等附会术数之说，但均说明当时不重深度，而是靠在某一经或某一部位的针刺次数调节刺激量。
[32]《素问·水热穴论》《灵枢·热病》，但两者所取部位不同，前者取头和胸、背，后者取头和两手。
[33]现代为针灸学所下的定义是：“应用针刺艾灸的方法，通过经络输穴，以调整脏腑气血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引自南京中医学院主编《针灸学讲义·绪言》。
[34]依次见于《灵枢》中的《痈疽》《四时气》《寒热》《刺节真邪》《九针十二原》《厥病》《上膈》《四时气》各篇。
[35]廖育群，《古代解剖知识在中医理论建立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244页。
[36]《素问·汤液醪醴论》，按：“火”字在《素问》中写作“必”，于义不通，故有人认为应是“火”字之误，极为有理。参见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火齐”一词屡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性质及与“毒药”的区别可参见廖育群，《汉以前内服药剂型的演变及“汤液”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78页。
[37]顺势疗法，如果给健康人使用某种药物可以产生和某病类似的症状，则给予该病患者少量该药的一种疗法。
[38]解剖医学表明，足外踝后侧有外踝支动脉走行，不过它被筋膜等所包裹，不易被指触到。
[39]王勇、黄龙祥的研究起点为2003年11月经穴定位国际标准项目启动时。当时，中、日、韩三国专家在92个经穴定位上存在分歧。《WHO経穴部位国際標準化の経緯と今後》一文总结的中日的定位差异经穴数为64个，遗漏了地机、和髎、肘髎、浮郄，多出了箕门。实际上，中日对箕门的定位一致，但均比WHO定位低4寸，未见相关依据的研究及报道。
[40]《WHO経穴部位国際標準化の経緯と今後》一文只提到了心包经和脾经的变化，遗漏了肺经的变化。
[41]2009年2月中国向ISO申请设立以制定中医学规格为目的的专门委员会，201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42]WHO采用“传统医疗”（TRM：Traditional Medicine）的说法。
[43]菅沼周圭的《针灸则》在中国出版时，作者与书名写作“摄都管周桂《针灸学纲要》”，但学术界一般认同“菅沼周圭《针灸则》”的说法，所以正文与参考文献的表述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