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脚气病史的研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脚气病史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已成“定论”的“白米病因说”；并承认仅仅依据症状描述，实难判断历代文献记载于“脚气”病名项下之疾病的性质，那么真正的“脚气病”的流行状况究竟如何？其二则是当这一病名成立时，其性质是否为“真脚气”，抑或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才出现了概念的混淆与本义的迷失？这些显然都是医史研究，特别是疾病史专题研究所应回答的问题。然而迄今的中国脚气病史，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展现的实在是一幅令人疑窦丛生的图画。问题的产生，显然与“绘图方法”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笔者愿在就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的同时，顺便“借题发挥”地谈谈医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真脚气”流行史的问题。众所周知，绝对忠实地再现过去，对于史学的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永远都不会像史书中所记述得那样简单。而这一点在疾病史中的严重程度，大概可以说名列前茅。其原因在于生命现象（疾病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的复杂程度，在自然界中位居榜首。具体到脚气病来说，由于具有相同病理改变与临床表现的疾病有多种（如梅毒、白喉等各种感染，酒精中毒、妊娠、糖尿病、肝肾疾患、矿物药，都能引发“多发性神经炎”；此外还存在着家族性与原因不明的“慢性进行性多发性神经炎”），因而即便是对于西医学来说，其鉴别诊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对于古人来说，易于混淆的疾病就更多了，例如风湿病——不仅与脚气病同样具有肌肉、关节病变，而且还有脚气病中所强调的“冲心”之症（心脏病变）。因此在探讨“真脚气”的历史时，我们只能客观地说：以近代的实证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真正的脚气病；但其存在的历史并非简单到古今一脉，但见脚气之名，即有脚气之实的地步。
然而这种实事求是的结论定然不会令“以记述科技成就及其发展变化为己任”的科学史家感到满意。其原因在于：科学史研究，出于这一学科自身概念与定义的需要，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挑选那些符合“近代科学”、具有“科学价值”的历史事件加以描述，借以说明历史上的发明与发现以及相关的人物如何伟大。若仅止于此，问题倒也不大，要命的是以近代科学知识强释古人。例如在脚气问题上，坚持将《千金翼方》中的“榖白皮”说成是“谷白皮——即较细糠秕”，用以说明古人对病因早有正确认识，并有完全符合近代营养学的治疗方法，即是一例[14]。虽然科学史也是一种历史学，但较一般史学更多地具有科学哲学的味道，总是在试图解释科学认识发展的连贯过程。因而往往会不自觉地出现不适当地“构建历史”的倾向——即通过淡化不利因素，把原本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个单纯的问题；有时还需在断裂的史料记载间增入一些链接成分，从而完成一个系统的解释。与此同时，由于一般史学家难免缺乏对于自然科学专业知识的足够了解，所以通常总是借助专科史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自己的社会史研究（例如在“南北移民”的研究中，引用有关脚气之疾的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础出了问题——专科史的所谓研究成果并不正确，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大厦”将会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其次则是脚气病名成立时的性质问题。于此我们既可看到近代中国假日本之径学习西方医学的历史，亦能看到其对中国医史的影响。
本文第一节曾经使用“脚气概念的混淆与本义迷失”的说法，其实是将“脚气”作为维生素B1缺乏症的病名来使用的。然而在经过二、三、四节的论说后，如果还要使用这一说法，那么就只能更加严格地将脚气的“本义”释为“具有晋唐医书所述症状的那种疾病”；而所谓“概念的混淆与本义的迷失”，也只能是针对宋代以降，医家不识脚气为何、望文生训的现象而言。因为“脚气”与“beriberi”的对译，释其病因与饮食结构相关，进而阐明本质是“维生素B1缺乏症”，乃是在日本海军军医高木兼宽及西方学者，分别对流行于近代日本海军中和南亚诸国的“真脚气”进行独立研究之后才逐渐形成与明确的[15]。实际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脚气＝beriberi＝维生素B1缺乏症”这一脚气“概念”都未在当时的中国医界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24年内务部为派代表参加涉及脚气等地区性流行疾病的国际医学会议，致函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云：“查脚气病，为吾国南方数省，时有发生，北省次之。究因为何发生，有何防止方案，亟需互相讨论。”说明既不知病因，也不知治法。至于病名，显然不过是在接到邀请函后，照本宣科。又如1925年的医学论文，还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后遗症）称为脚气：“肠‘梯扶斯’及巴拉‘梯扶斯’等经过之中，所谓并发症脚气者，致其预后不良或既治愈之后，亦使遗有下肢运动及知觉麻痹，永不得自由步行诸憾事，颇为多见。复披览外国文献，多发性神经炎之并发于肠‘梯扶斯’者，亦多有记载。”“梯扶斯”即“チフス”（伤寒）；“巴拉”乃“バラ”（蔷薇），“巴拉梯扶斯”即斑疹伤寒。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医书言“伤寒后发脚气”，即发热数日后见下肢麻痹，与此相似。再看一个称铅中毒为脚气的例子：“患儿，四个月，人乳营养。既往症：一月前精神不爽，时呈呕吐无热，绿色黏液样下痢，来院求治。现在症：下腿浮肿，膝及阿细雷斯腱反射（－），胸壁连珠著明，当即就乳儿脚气之诊而加疗焉。不数日浮肿尽消，及一星期后则见嘎声，由耳鼻咽喉科之检查，又证明左侧回归神经麻痹，故乳儿脚气诊益确，但至入院后十八日，四肢渐呈痉挛……患儿母体检查：皮肤铅反应（＋＋）。诊断：脑膜炎，乳儿脚气及佝偻病。此病之原因实由于铅中毒，来源：母体之化妆品。”有意思的是，此例的报告者为日本医生，但他却将自己明言“病因实为铅中毒”、只是临床症状为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例诊断为“脚气”。结合上述脊髓灰质炎之例观之，看来直到此时“依据肢体症状的脚气诊断”仍旧不衰。这位日本医生还讲述过另外一例“脑型乳儿脚气”，但两例均未言明是在中国，抑或是旧日在日本的经验。1940年，有余惠民氏以维生素B剂治疗一例脚气的“实验报告”。以上就是笔者查阅手边可得之这一时期的民国医学杂志，所获有关脚气的记载。虽然没有时间去详查所有的杂志，但从相关文章的数量及这些报告皆属“一例”，即可推知其发病频度。更何况这难得的几篇报告还不都是“真脚气”。(https://www.daowen.com)
恰因此时医学领域中出现了“脚气＝beriberi＝维生素B1缺乏症”的新知识，所以在史学性论述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相关文章[16]。于是这一伴随着医学发展才出现的病名“新义”，便被说成了是晋唐脚气之名的“本义”。科学史研究领域中“成就派”的看家本领——发明权之争，于此亦有表现。例如耿鉴庭云唐代元稹（779—831）诗中“短脚知缘旧施舂”一语，与霉米致脚气说类似，译作：“我知道你的脚病？是因为吃了旧日人家布施的陈米。”又就教其师丁福保老先生，得复示：“这样解释，一点不错。”故谓：中国人言“霉米致脚气之说，较铃木梅太郎之发明，尚早一千余年”。然范行准以为其解诗有悖本义。同时另据唐初孟诜言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令不行。若与小猫食之，其脚便跼曲不正；缓人筋骨，绝血脉”而将“食白米而致脚气”的认知时间又提前了数百年；并说“苟铃木诸人先能参此文献，或能早悟其因，而维他命发现权自可拔纛先登矣”。其后，侯祥川更是盛赞“我国先人对脚气病的发现远早于其他国家。在比较可靠的记载里，《左传》与《诗·小雅》在公元前544年即已记载此病”；“并有很多经验符合于现代脚气病的科学理论”。直到今日，言及中国的“世界第一”时，亦多要谈到此事。
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看待中医的脚气病名。例如俞尔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脚气”词条，就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首先，没有将脚气等同于beriberi，而是译作“weak foot”；其次，在症状描述后，虽言“此病即西医的脚气病”。但又说：“包括维生素B1缺乏，以及营养不良、多发性神经炎等疾病”；再者，在病因和治则上，采用了传统的外感、内伤说，及利湿、调和气血法，只是在最后提到：“应多食粗粮、瓜果蔬菜，不宜单食精制的大米和面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词条，是要经过编委会审定的，因而与一般论文不同——所代表的并非一己之见。然而遗憾的是，很难看到有人注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就像人们乐于相信“华佗可行剖腹手术”，而从不理睬对此的怀疑与考证；乐于接受“对于药物的认识都是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说教，而无意深究巫术式思维方式的重要作用一样。这种现象的普遍化，除了前述研究者自身的原因外，还在于就一般民众与社会宣传媒体而言，对于历史问题的解说，只有与当代一般科学知识、思维方式相吻合时，才能被理解、被接受。就像高深的佛理只有被“世俗化”为：念一句“阿弥陀佛”即可往西方净土时，才能获得广大的信徒。
尽管上述有关脚气问题的研究，已然显得十分复杂、头绪万端了，其实还远远不够。例如，我们尚未涉及脚气发病率的高低，是否与人种、民族有关的问题；既然脚气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多发性神经炎，自然就与神经系统具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所谓“非常时期”的脚气多发，除饮食条件外，是否与精神因素有关？城市与乡村，在饮食结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多发，这与空气等种种其他因素是否有关？
（廖育群，《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