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的《本草》
靖康之乱（1127）后，金统治淮河以北与南宋对峙，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太祖）建立的蒙古逐渐强大，太宗继太祖之位后，于1234年灭金，后世宗（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南北，元的统治从此开始一直延续到1368年被明太祖灭亡。
南宋医学是以经验、治方为主的局方医学，而北方金元则由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等诸家建立了以《素问》的医说和《张仲景方》为基础的新的理论性治疗体系，成为中国医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新的理论性治疗体系称为金元医学，又叫李朱医学。
金元本草也以《大观本草》和《政和本草》为主，同时又由金元医学的创始者们创立了新型的本草。其特征用一句话说，即以《素问》为基础的药理说。最初出现的有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和《伤寒明理论》。
成无己，山东聊城人，出身于儒医世家，性识明敏，博通群书。除此之外，其他情况不明。大定十二年（1172），《注解伤寒论》由王鼎初版，当时无己已去世。据王鼎序云，17年前相见时，无己住在临潢（内蒙古林西），已是90余岁。由此推知，成无己出生在嘉祐、治平年间。据说撰写《注解伤寒论》花了40余年。严器之的《明理论》序作于皇统二年（1142），《注解伤寒论》序作于皇统四年，《明理论》比王鼎出版《注解伤寒论》还早15年就在邢台出版。因此可以推定二书的著作始于北宋末年。
成无己的特点在于依据《素问》之说给予张仲景治方以理论性解释。有关处方用药的见解，在《明理论》自序中有如下论述：“制方之体十剂，其用七方也。以十剂之体，为七方之用，须以气味为本。寒、热、温、凉四气，因天而生，酸、苦、辛、咸、甘、淡六味，因地而成，一物之中兼具气味、理性，由此治疗可也。”“君臣佐使非上、中、下三品之意，治病者君，助君者臣，应臣者使。选相须、相使者，制相畏、相恶者，去相反、相杀者，君臣有序则方道具备。方须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多君少臣及多臣少佐则气力不全。君一臣二为小制，君一臣三佐五为中制，君一臣三佐九为大制，君一臣二及君二臣三为奇制，君二臣四及君二臣六为偶制。近者用奇，远者用偶。远近乃身体之远近，外部言之上半身为近，下半身为远，五脏言之，膈上之心、肺为近，膈下之肾、肝为远。近用小方，远用大方。下药不用偶，汗药不用奇。”
金元药理说大体都是取对以上说法的评说补充形式，这里出现的气味、十剂、七方、君臣佐使、畏恶等，都作为基本问题论述。以下概观其大要：
气味：《本经》《别录》药名之后必记气味，可见自古以来就将气味作为药物的重要特性。《本经》有“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素问》也有类似的文句，可见这是药疗的基本概念。但是，连五味都是暧昧的概念，四气就更不必说了。《本经》和《别录》里也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不可能依据这个定治方。因此唐宋以前虽然在概念上信奉气味之说，实际治方则依赖经验。金元以确立理论性治方为宗旨，以气味为药疗之基本，在五味的基础上再加淡味成六味，形成了以《素问》为基础的治方理论。《汤液本草》总结了其主要观点，大要如下：“制约药物作用之基本要素为气、味。气乃天之阴阳，以风寒湿暑燥火出现，药物则成寒热温凉四气。温热乃天之阳，寒凉乃天之阴。味即地之阴阳，以生长化收藏出现，药物则成辛、甘、酸、苦、咸、淡六味。辛、甘、淡为地之阳，酸、苦、咸为地之阴。”“气味各有厚薄。气厚者为纯阳，发热；气薄者为阳中之阴，发泄。味厚者为纯阴，泄；味薄者为阴中之阳，通。”“辛散结润燥，苦燥湿坚软，咸软坚，酸急缓，甘缓急，淡利窍。”
这些观点依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而来。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展开了五脏补泻、升降浮沉、标本阴阳等论述。虽是基于《素问》，但《素问》只是抽象的述说，而金元之说的特点在于配以实际药物使之更为具体。如有关气味厚薄的项目中，《汤液本草》引用李杲《用药法象》，述说如下：“味薄者（阴中之阳、风、升、生）：防风、升麻、柴胡、羌活、威灵仙、葛根、独活、细辛、桔梗、白芷等（二〇种）。”“味厚者（阴中之阴、寒、沉、藏）：大黄、黄蘗、黄芩、黄连、石膏、草龙胆、生地黄、知母、防己、茵陈等（一八种）。”“气薄者（阳中之阴、燥、降、收）：茯苓、泽泻、猪苓、滑石、瞿麦、车前子、灯心草、五味子、桑白皮等（二一种）。”“气厚者（阳中之阳、热、浮、长）：黑附子、乌头、干生姜、良姜、肉桂、桂皮、草豆蔻、丁香、厚朴等（二〇种）。”“本气平、本味咸而兼四气五味者（湿化、成）：黄耆、人参、甘草、当归、熟地黄、半夏、白术、苍术、陈皮、青皮等（二一种）。”
至于以上排列的根据，《汤液本草》没有记载。
十剂：根据作用不同而将药物分为10种。此说最初见于《证类本草》序例，题为“臣禹锡等谨按徐之才《药对》、孙思邈《千金方》、陈藏器《本草拾遗》序例如后”的引文。其记道：“宣，去壅者，姜、橘等属此类。通，去滞者，通草、防己等属此类。补，去弱者，人参、羊肉等属此类。泄，去闭者，葶苈、大黄等属此类。轻，去实者，麻黄、葛根等属此类。重，去怯者，磁石、铁粉等属此类。涩，去脱者，牡蛎、龙骨等属此类。滑，去著者，冬葵、榆皮等属此类。燥，去湿者，桑白皮、赤小豆等属此类。湿，去枯者，紫石英、白石英等属此类。”
寇宗奭认为这是陶弘景之说，李时珍认为是徐之才之说，其实二说都不对，这是陈藏器的理论。寇宗奭提出应在此基础上补加寒、热二剂，明代缪希雍则提出应补加升、降二剂。(https://www.daowen.com)
七方：根据药品数量和作用不同而将处方分为7类即七方。“七方”的名称始于《明理论》，但这种理论来源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现概括如下：“大方，君一臣三佐九制大者，用于治远方。小方，君一臣二制小者，用于治近方。缓方，气味薄者，用于补上治下。急方，气味厚者，用于补下治下。奇方，君一臣二、君二臣三等为奇制，治近用奇，汗药不用奇。偶方，君二臣四、君三臣六等为偶制，治远用偶，下药不用偶。重方，用奇不去时用偶，此为重方。”
以上七方照文字解释的话，可理解为：大小和奇偶是有关药品数的说法，缓急则根据气味厚薄不同产生的作用差异来划分。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说法，王冰认为“奇为古之单方，偶为古之复方，各有大小”。刘完素将大小奇偶等又各细分为两种，缓方分成五种，急方分为四种。张从正又补正。《素问》之说不过是抽象理论，刘完素（《保命集》）使之具体化，从仲景方中引出以下内容，作为奇偶大小之例：“奇之小方，小承气汤（三味），调胃承气汤（三味）。奇之大方，大承气汤（四味），抵当汤（四味）。偶之小方，桂枝汤（五味），麻黄汤（四味）。偶之大方，葛根汤（七味），青龙汤（大七味、小八味）。”
上例与奇偶数并不一定相符，因此张从正《儒门事亲》指出：“因事制宜而加以增损。”将此看成是为了把仲景方勉强与七方搭配而成较妥。
以成无己为首的金元诸家称重方为复方，刘完素提出有如桂枝二越婢一汤似的，将二方或三方合并的复方，以及如胃风汤似的，分两匀同的复方两种。后世都用复方之名。
总之，金元医学非常重视七方和十剂，这本是根据大小、缓急、奇偶等各不相同的基准来划分的，并非意义上的严密分类。因此正如奇偶中有大小似的，缓急中也可有奇偶大小。
君臣佐使：对此自古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本经》之说，指出“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其二是《素问·至真要大论》之说指出“去病者君，佐君者臣，应臣者使，而非上、中、下三品之意”。成无己赞同后说。又，《本经》序例又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若这是根据三品君臣说而言的话，则有毒之下药太多，这样的处方实际上难以采纳。因而这里的君臣和《素问》的“君一臣二为小制，君一臣三佐五为中制，君一臣三佐九为大制”应是同义。王冰云：“以三品为君臣佐使乃区别善恶名位之道，服饵之道从此法，治病之道则从素问之说。”这样，古来的两种说法《本经》大概都采纳了。论各种药物时，取三品君臣说也无碍大事，徐之才《药对》和甄立言《药性论》等即依此说。伹论处方时取三品君臣说则欠妥当，所以金元诸家都从《素问》之说。成无己指定了处方中的君臣，如桂枝汤中桂枝为主（君），芍药和甘草为臣，生姜和大枣为使。李杲则按疾病类别指定君药，指出“主病者君，如治风的防风、治上焦热的黄芩、治中焦热的黄连、治湿的防己、治寒的附子等，都各为其君”。明清诸家也依从这些理论。
七情：配剂的宜忌为七情，又称“畏恶”。前文已言及，《本经》序例记有此说，《本经》各论正文的结尾也有注记。陶弘景根据《药对》做了补充，并加以总结列于序录末尾。《千金要方》曾有引用。据《证类本草》所载，掌禹锡在《药性论》《蜀本》《日华子》诸书中对七情之说做了许多增补，李时珍也在增补和改编后收入《纲目》序例之中。
但是问题在于，实际治疗中是否考虑到了七情。陶弘景曾指出：“今检旧方用药，也有相恶、相反之方。”金元诸家对七情几乎是避而不谈。明代陈嘉谟和李时珍都给七情做了定义，但两者的解释存有若干分歧；而且在明清时代，后来出现的十八反、十九畏的理论比七情之说更为普遍。
成无己之药说主要以处方配剂为对象，而刘完素则扩大到每种药物，这种理论又由张元素—李杲—王好古一门师弟相承，增补修饰，汇集为《汤液本草》。即所谓的金元本草，内容虽与成无己之说相通，但与唐宋本草性质完全不同。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唐宋本草以药学为主，而金元本草以药理为主，更接近医学。也就是说，唐宋医方是继承六朝传统的经验方，《本草》也以集录药效和究明起源为重点，而不问其作用功能。金元医家以确立理论治方为宗旨，因而作为其理论构成的基础，理所当然致力于解明药物的作用功能。他俩的理论根据是《素问》，为了使《素问》的抽象理论具体化，增补了独自的发明和判断。例如，创立引经说使药物和经络、脏腑联系，统一气味，使药效简洁化等。
虽说金元《本草》和唐宋《本草》性质不同，但两者并非对立的东西，恰恰相反，金元《本草》是在全面肯定唐宋《本草》的基础上立论的。金元诸家对起源问题避而不谈，乃是因为旧《本草》都已涉及，也可能是因为缺乏有关的知识。在药业组织发达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很少有亲自采药的医家，因而一般都缺乏有关药物的知识，这是陶弘景、徐之才、孙思邈、苏颂等人都指出过的，金元医家当然也不例外。
除上面所述的金元《本草》之外，元代著作中还有胡仕可的《本草歌括》、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吴瑞的《日用本草》、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其中富有特色、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饮膳正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