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医学著作与重要人物的史学性论说，可以追溯到历代医学乃至一般文史著作中的记述。20世纪以来，医学史渐成专门，不仅出现了众多专业研究者与大量论著，而且在医学院校中取得作为一门课程的独立学科地位，因而对于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这一理论奠基、体系形成之重要时期的研究，自然也更加丰富、精细，并涉及医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种种联系。

然而作为构成这些研究之基础的“坐标点”与“要素”，即若干具有划时代意义之重要著作的产生时代，以及其中的理论学说、概念术语的实际内涵是否与后世相同，或者说当时的实际理论与治疗水平是否达到当代中医学所具有的水平等，却并没有随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发生重大改变。古往今来都同样认为《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产生于先秦时期，由此奠定了包含生理、病理、药理和强调“辨证施治”的基础理论体系，以及针灸和药物两大治疗方法；数百年后，于东汉末年出现了理、法、方、药完备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制“麻沸散”以行手术的神医华佗。此外经常被言及的则是先秦的名医扁鹊、留下最早医案记录的西汉医家淳于意。

尽管时有注重考据的史学研究者对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提出疑问，如《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产地记载中，不乏东汉才出现的地名；《黄帝内经》中的某些词语也是始见于汉代等，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对这种随处可见、已成定说的主流性论述构成威胁。在没有足够证据以推翻前人之说的情况下，沿袭旧说当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无奈与只能如此。但当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医书，以及其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医书、四川绵阳经络木人的相继出土后，虽然为重新考证《黄帝内经》等经典的成书年代提供了丰富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但由于学界在思想上囿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是在先秦，这一本无确切证据之“定说”的禁锢，反而推论这些理论水平与治疗技术均明显低于传世经典的出土简帛医籍，当属更早的时代。依据这种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述说，则不难发现就医学领域而言，文化昌盛的两汉四百年几乎成为空白（图1-9）。这究竟是历史的本貌，还是研究上存在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图1-9　两汉医学史的一般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