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学与临床医学的确立

至西汉末，针灸医学与医学基础理论确立之后，中国医学仍然遗留有两大课题。一是记述药物并加以整理、分类，建立起药物学；二是将以药物疗法为基础的临床医学体系化、理论化。前者，西汉末年，约公元5年之际，完成了被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最早的本草书。进入东汉，出现了称为黄帝、岐伯、扁鹊、子仪、雷公、桐君等之众多的本草书，伴随着药物学性的记载，植物学性的记载亦丰富起来。而且，从东汉末至三国初，通过《李当之药录》与《吴普本草》这样两本本草书，达到了大致可以说是确立的阶段。此李当之与吴普二人，是相传使用麻沸散进行麻醉手术之华佗的弟子。随后，全面整理、研究过去之成果，加以体系化，使本草学建立在牢固基础之上的，是梁（公元6世纪）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

而第二课题的完成，则是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此书最显著的特点，以及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将药物疗法与诊断学结合在一起。通过与针灸疗法同时发展起来的脉诊法，奠定其基础，并进行体系化的重建。治疗法由此与诊断法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药物疗法脱离了单纯的经验性水平，成为堪称自成一体的医学。其根本性的思考方法如下：根据三阴三阳之六经脉的脉诊，将疾病的症候群分为六个类型，即所谓六经病。这六大证候类型又被细分为小的类型。与诊断学之证候类型相对应的是治疗法的药剂类型。所谓药剂类型，即在构成不同药剂之复数的药物成分中，其主要成分为共有，因而是共有主要之药效的一类药剂。对于不同类型的症候群，当然要给予不同类型的药剂群。对于相同类型中之证候的小小区别，以药剂之稍加变化来相应处理，即部分置换、添加、删去药物成分。而且，其中具有一个已然存在于《黄帝内经》中的理论性前提：疾病从身体的表面向内部深入，以症候群言之，是始于太阳病，从三阳病向三阴病发展；在相同类型中呈连续性，在不同类型中呈阶段性地证候不断深入；换言之，疾病是在逐渐加重。因此，给予的药剂亦阶段性地或连续性地变化着其类型与成分。如此，药物疗法从基于经验性知识的零散的对证疗法，转变为经理论性整理的临床体系。

《伤寒杂病论》对于后世具有不亚于此之重大影响的另外一点是，建立起了以汤液即煎煮之药为主体的药物疗法。自西汉初期，已然出现了以脉诊法为基础，并用药物疗法及针灸疗法等各种技术进行治疗，应该称为折中学派的医师们。虽然他们最终在所谓针灸疗法与药物疗法的不同领域中，形成了将脉诊与汤剂结合在一起的汤液学派，但笔者认为，他们在纵贯两汉的长时期间停留在少数派的阶段。然而由于《伤寒杂病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之出现，事态为之一变。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最流行的剂型是汤剂，即煎煮之药。汤液学派最终取得了胜利。还应知道，宋代以后形成了多用丸药与散药以代替汤剂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