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科学转译与划界工作（Scientific Translation and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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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常山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它只是“草根树皮”而已吗？中药真的只是洪荒大地中未经加工的原始物质而已吗？在读者们同笔者经历这么漫长的旅程之后，至少有一点应当是很明确的：不论是常山或其他的中药，它们都和现代科学中的物件一样，是在社会的网络与科技实作中被形塑而成的产物。这个网络包罗万象，由本草文献、当地药铺、经验良方、疾病分类直到中医师以及他们的用药经验。只有在这个网络的支撑之下，人们才能毫无困惑地使用常山这个词、从当铺买到“道地”（因而有效）的常山、毫不迟疑地推荐药方给他们罹患疟疾的亲友乃至适切地使用截疟丸而从中截断疟疾病势[23]。要是常山真的只是“草根树皮”、只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原始物质，上面的这些语汇、商品、信任、知识都不会发生；反过来说，没有上述这一切，常山便无法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治疗疟疾的效果。正是因为人们成功地将常山引入这个实作网络中（或者说因为人们逐步地建立这个网络），常山才会变成我们生活世界中如此重要的成员。在这个意义之下，常山不再是原始世界中的自然物质，不是草根树皮，而是一个以各种实作为基础制造出来的物件（practice-based，fabricated object），几乎就像是一个人工合成的化合物。
在这个意义下，所谓的“发现常山”，事实上是多层次的“再网络化”的过程；透过这个过程，西医将常山自中医师的传统网络中剥离开来，继而转化吸收至他们自身的社会—技术网络中。在这个重塑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物质层次的实存状态或概念层次的特质，常山都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24]。重点在于，既然常山无论在概念构思与物质存在上，都是在与这些实作网络互动之间而被形构与再生产；那么，如果在企图利用常山的同时，又去毁坏它原本运作流通的社会—技术网络，则不啻是一个十分矛盾而有问题的作法。然而，这正是“国产药物科学研究”所明确设定的目标：重塑中药的关系网络，同时将中医拒斥于网络之外。
借由追溯常山这个“成功”的个案，本文希望能反省以“国产药物科学研究”为代表的研究计划。这一类的研究计划的特点在于它们一方面很近乎“翻译”，而这种“科学翻译”和一般普通语言间的翻译又有四项重要的差别[25]。首先，在主语（科学家的社会—技术网络）及宾语（中医师的社会—技术网络）之间，“科学翻译”预设了一个极度不对称（asymmetric）的关系[26]。其次，在“科学翻译”之中，科学家独揽了参与翻译工作的资格。第三，“科学翻译”被设定为完美的翻译，人们一般相信任何值得被翻译的讯息都会被完整翻译入科学语言之中，因为科学翻译的成败，是由是否达成主语所关切的实际目的来判断的。举例而言，在常山的例子之中，科学翻译的实际关怀，就是要在中药里找出一个杀菌的“神奇子弹”，也就是奎宁的替代物。为此，管光地为生药学研究所设定的目标，就是以当下的科学标准鉴定出“有效的”的常山正品。无法杀菌的其他种常山，既然没有实用的价值，即便被忽略或遗忘，也在所不惜。在文学或“梦”的跨语言翻译中，诚恳勤奋的译家常喟叹于译事之难，感叹于翻译过程中不免有在主语中难以表达甚至必定遭到扭曲的部分，但在“科学翻译”中，科学家常自信所有“有科学价值”的内容都可以在科学语言中完整地甚至更精确地表达出来。第四，科学翻译所引发的改变完全是单向的（uni-directional）：翻译的过程中，非科学语言的世界遭到天翻地覆地拆解与重组，而科学语言的基本分类范畴却应当恒定如山；科学语言所愿意作的学习与改变，都非常地有限。
为了维持这两个网络间极度不对等的关系，无数的心力被投入去监控、守卫住西方网络的边界。西医监管他们社会—技术网络边界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俱乐部维持尊荣、排斥一般民众而采取的策略。对这种俱乐部而言，每位成员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守卫俱乐部的疆界，因为每当有新成员要加入时，该会的形象与会员资格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西医师们的社会—技术网络的确像这种俱乐部，但又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前者的组成不是只有人，同时也包括了非人的种种物件。为了有效护卫控管他们的社会技术网络，西医必须同时排拒中医及伴随其而来的物件。所以他们必须否认，或至少压制传统上赋予中药的信任与使用。就像陌生人常被认为是危险与可疑的，“新药”也会受到同等的怀疑。在这样的划界工作下，类似常山这种千年以降每个人“都说它很有效，没有一个人曾反对过它”（陈方之，《治疟报告》，47页）的中药，都会成为“没有人确定是否真的有疗效”的药物（李涛）。借由把中药视为“新”药，西医更进一步指控将据信有危险的中药直接用在人体上的临床实验，是严重违反医学伦理道德的作法。如此一来，众所周知的中药变得不堪信用，中医师及其支持者的研究法不啻是“学医费人”（余云岫）。最重要的是，中西医间的冲突争斗越是剑拔弩张，人们就更执着于划清界限、区别敌我，也就创造出更为高不可攀的进入门槛。到最后，西医程佩箴医师甚至失去了了解中药的动机；而化学家许植方即便已用常山治愈了自己的疟疾，也不敢公然宣称它的确具有疗效。只要“科学翻译”仍被奉为最正确、有效的研究方法，我们仍会一直坐拥大批“科学价值”未经证实、静待科学研究的中药。
（雷祥麟著，林盈秀译，《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