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经集注》的学术背景

陶弘景（456—536），出生于刘宋之季，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十三帝。正如南朝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一样，陶弘景的人生经历同样坎坎坷坷，表面威高望重的“山中宰相”，其一生实则辗转于风口浪尖之上，即便在知识背景上他也要较葛洪复杂得多，与儒、道、医、佛四事均有深厚渊源。陶弘景身前身后传记资料非常丰富，《梁书》《南史》皆有其传，其他如齐谢瀹《陶先生小传》、陶朔《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简文帝《华阳陶先生墓志铭》，唐李渤《梁茅山贞白先生传》，宋贾篙《华阳陶隐居内传》，以及元刘大彬《茅山志》、张雨《玄品录》的相关记载等。陶弘景先辈大多世代为官，据《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记载：“（弘景）七世祖濬，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吴为镇南将军，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户，与孙皓俱降晋，拜议郎、散骑常侍、尚书。六世祖谟，濬第三子，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领屯军随王出许昌。因败，仍复过江，为大将军王敦参军。敦为丞相，转军咨祭酒……高祖毗，有理识，器干高奇，以文被黜，不肯游宦，州郡辟命并不就，后板授南安正佐，亦不起。元兴三年卒。曾祖兴公，多才艺，叵营产殖，举郡功曹，察孝廉，除广晋县令，义熙二年卒。祖隆，身长七尺五寸，美姿状，有气力，便鞍马，善骑射，好学，读书善写，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行参征南中郎军事，侍从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晋安侯，除正佐，固辞……父讳贞宝，字国重，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辟为侍郎，迁南台侍御史，除江下孝昌相。亦闲骑射，善藁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书体以羊欣、萧思话法。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好文章，美风仪……”

陶家后来尽管渐趋衰败，至弘景之父陶贞宝时，甚至窘迫到以写经为生，但陶贞宝的骨子里仍然浸透着仕宦的血液，不仅自己与萧思话、王钊、刘秉等权贵一时者交游周旋，且着意栽培陶弘景入上流社会。陶贞宝与时任司徒左长史的王钊交游颇深，遂推荐陶弘景为钊子“侍读博士”。后来王钊失势，陶贞宝又转投刘秉，可惜刘秉等人由于政变失败，陶弘景受到牵连，前途断送。这些情况足以表现出陶贞宝的思想倾向以及他对陶弘景的培养方向，那就是如同儒家，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陶弘景而言，尽管有记载说他早有遁世之心，如《梁书》卷五十一《处士·陶弘景》云：“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至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则更为神奇：“八九岁时读书千余卷，颇善属文。读葛稚川《神仙传》见淮南八公事，夜抱卷与寝，乃曰：攀青云白日，其何云远。繇是耽重信悟，窅然有方外之志矣。神表孤迈，肤色皙泽，每出，路人辄聚观，咸曰：陶朗是玉京中落仙。乃执羽扇以自障蔽，虽冬月不除。”但这些记载有事后追溯之嫌，实际上陶弘景隐居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现实困境，与其在官场上长期抑郁不得志不无关系。

不过对《集注》而言，陶弘景的医学传承远较其儒家传统重要。自其祖隆“兼解药性”、父贞宝“深解药术”，至陶弘景时习医已有三代，也就是说陶弘景最初的医学知识应来自其祖、父传承下来的医术而非道教，他在《集注·序录》中一段表白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晋时有一才情人，欲刊正《周易》及诸药方，先与祖纳共论，祖云：“辩释经典，纵有异同，不足以伤风教，药小小不达，便寿夭所由，则后人受弊不少，何可轻以裁断。”祖公此言，可为仁识，足为水镜。《论语》云：“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明此二法，不得以权饰妄造。所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余祖世以来，务敦方药，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内护家门，傍及亲族。其有虚心告请者，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数百千人。自余投缨宅岭，犹不忘此。日夜玩味，恒觉欣欣。今撰此三卷，并《效验方》五卷，又《补阙葛氏肘后》三卷，盖欲永嗣善业，令诸子侄，弗敢失坠，可以辅身济物者，孰复是先（文中《本草经》原文皆引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陶弘景撰，尚志均、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极力强调用药之慎正是他三世以来医家精神的体现，撰写诸药方也主要是家学影响。由此而论，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的注意首先在于其医家身份，并非隐居之后才有此意，因而对“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的表白应当全面地来理解。

陶弘景的道教背景及活动研究成果很多，这里不再讨论，唯于丹炉一事必须辨明。今人多谓陶弘景为“炼丹家”，这并非空穴来风。《南史》卷七十六《隐逸·陶弘景》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陶弘景在萧梁时期确实有着长达20多年的炼丹实践，而且著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药白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等炼丹著作。然而诸多史料及研究表明，陶弘景炼丹实际上出于梁武帝的压力而被迫行事，他原本对炼丹并不十分精通，本人也不相信服食金丹后能够白日升天。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会贬低陶弘景在《集注》中从医学角度对炼丹矿物及仙经服食知识所进行的融摄。至于陶弘景皈依佛教一事不仅违其本愿，更在《集注》成书之后，因而不再细究其中原委。(https://www.daowen.com)

陶弘景的复杂知识背景特别是医、道思想在《集注》中得以充分体现。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中即包含有大量神仙服食知识，这与当时本草学发展尚不成熟有关。汉代以降，本草学发展迅速，先后出现多种本草著作，但直到陶弘景时才首次有意识地大量援引道教内容进入本草著作，《集注·序录》对这种编撰方式有明确说明：“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言名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三卷。”

陶弘景之所以重视仙经道术知识，是因为在他看来，道与医实殊途同归，甚至道术更有超越俗医之处：“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转石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莫不以药导为先。用药之理，又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世法。犹如粱、肉，主于济命，华夷禽兽，皆共仰资。其为主理即同，其为性灵则异耳。大略所用不多，远至廿余物，或单行数种，便致大益，是其深练岁积。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世人微觉便止。故能臻其所极，以致遐龄，岂但充体愈疾而已哉！”

固然陶弘景是一个道士，但其医学知识主要来源于医而非道，也即他的医学思想应当是以医为主，以道为辅，这一点需要有正确认识，因而他的以道为辅绝非无理性的教徒呓语。《本经》“凡欲疗病”一段下面的案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仓公有言：病不肯服药，一死也；信巫不信医，二死也……精神者，本宅身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乱。神既乱矣，则鬼灵斯入，鬼力渐强，神守稍弱，岂得不至于死乎……但病亦别有先从鬼神来者，则宜以祈祷祛之，虽曰可祛，犹因药疗致益……大都鬼神之害人多端，疾病之源唯一种，盖有轻重者尔。《真诰》言：‘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疴，而怨咎于神灵；当风卧湿，反责他于失福，皆是痴人也。’云慎事上者，谓举动之事，必皆慎思；饮食、男女，最为百疴之本。致使虚损内起，风湿外侵，以共成其害，如此岂得关于神明乎？唯当勤药治为理耳。”

综上所述，《集注》的编撰遵循了一种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之为严谨的学术态度，正是这种严谨，使得它的学术理路被以唐《新修本草》及宋《证类本草》为代表的唐宋时期一系列本草著作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