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代化与建制化研究
中医现代化与建制化研究涉及近现代中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学科建制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医发展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医科学化和中西医结合研究逐步展开。科技史界学者主要站在学科史和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医现代化问题,为中医研究注入了很多力量,一方面关注中医历史,另一方面也关注当代中医的发展。席文(Nathan Sivin)[42]是国际著名科技史家,2009年他在北京大学做竺可桢讲座时,就指出科学史和医学史是从20世纪50年代成为职业领域,主要展开领域是重要人物的科学思想,并分析职业科学史与医学史研究的异同之处,简要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后一般科学史的发展与焦点变化,认为科学史研究维度和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对科学史研究不仅在单一维度理解,还考察相关维度的相互作用。任定成[43]基于对中医本质和中西医关系的认识对中医前途展开讨论,这是从科技史出发的一种思考,他认为中医的概念基础在于其形神身体观、失衡疾病观、协调治疗观、摄食平衡养生观以及天时对应生命活动观,在中西医关系问题上,存在中医终将融入现代西医,以及中西医不可通约或仅具弱不可通约性三种观点,并指出由于中医在身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上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些方面为描述和理解中医相关概念发挥基础性作用。德国著名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44]对传统中国与传统欧洲以及西方现代医学关于卫生保健的不同进路进行比较,他指出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并未如此前的西方二手文献所描绘的那样鲜明,认为根本分界线可能出现在对认知分歧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中国医学与文化中的模式化知识现象的处理上。对于现代中医制度变迁的探讨,刘洋[45]以中西医社团为视角展开研究,医学社团是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以“中医存废之争”事件背景,探讨了中医、西医社团作为主体在这场论战中的主张和宗旨,近代中西医社团的发展进程实际从侧面展示了中、西医的制度变迁。
回顾科技史界对于中医药的研究成果,不论对于中医学史的研究,还是整个科技史领域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既有助于医学史研究者从另一视角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不同面貌,亦对拓宽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方向有所裨益,对于今后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医学的传统与发展历史,以及中医药对社会、生产等方面的历史作用,都具有启示和参考作用。
(周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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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史人物研究涉及的医学家有300余人,医史学者研究较多的当推扁鹊、华佗等30余人,尤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傅山、叶天士、王清任为最多。引自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J].中华医史,1996,2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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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古代解剖的研究,之后牛亚华和高晞对于中国解剖学史的变化进行重新梳理,让我们客观认知并回答中国有没有解剖学、中国古代解剖学的面貌、中国解剖学的发展,以及西方解剖学传入后中国解剖学的形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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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韩吉绍的工作主要建立在早期化学家的工作之上,如曹元宇、赵匡华,这些带有科学背景的学者,对科技史中涉及中国古代药物学的知识,尤其是道家炼丹与药物的关系进行过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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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范行准有关疾病史的代表著作如《中国病史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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