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花之精神
笔者已如此宽泛地讨论了“色”的表现性：反映感觉和倾向的脸部，指示人的五行状况的颜色。总结一下，笔者想更确切地强调的是：色到底是如何与它表达的内容相联系的？
人和人的脸色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同于开始走路的决定和相关肌肉的收缩之间的关系。露出表情不只包括一个决定。一个人能试图看上去孝顺，但是努力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同样不能保证实现的，还有色和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关系，正如柏拉图笔下匠人的制造物与这些制造物是物质的实现的期待之间的关系。色不是一个预先计划的设计。
当然，意志和意图有它们的角色：人们通常会努力表现出某种表情，这种努力会影响到他们怎么做，准确地说是他们表情如何。比如，在《论语》中不断看到对孔子表情的记载。但是，相对于仅仅是权威、敬畏或者仁慈的外表，居高临下的、敬畏的或者仁慈的真实表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装出来，也不是任何人想装就能够装的，需要更多的东西。而且，我们已经提到，不管一个人愿不愿意，正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刻，色表达得最深刻。当“色”表现年龄和健康时，意志和有意的设计的功能，更加表现出其有限性：一个人的颜色、皮肤的光泽和弹性、年轻而有活力的表情——或者它的缺失，如果说从根本上说表达了意志，那也是间接的，因为它们是经年累月的、无数的决定和非决定的总和。
那么，应当如何想象“色”的表现性呢？更直接地说，古代中国人是怎么考虑的呢？笔者认为他们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考虑“色”的。《素问》记载：“色者，气之华也。”“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色之于人，就像花表现了植物一样。
这些论述很容易被忽视。中医学中植物性的类比是如此的普遍。比如，关于各种器官和其所控制的身体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脾脏不再更新，肉会变软，而且舌头会“萎”；如果肾脏不再更新，骨头会变“枯”。同样，一方面是气，另一方面是色和脉搏，它们之间的相互呼应也类似于“本末根叶”。《难经》上说，“生气”相当于身体的茎和根，当根被切断了，枝叶就枯萎了。这样的例子可以很容易举出来许多。中国古典医学的文献使用了很多隐喻来解释身体，最普遍深入的，还要属植物的生长这个隐喻。
笔者想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华色”的形象只当作这个普通隐喻的又一个例证。相反，我们需要把这个形象当作体会植物类比的更深入含义的一条线索。它表明对身体的植物性想象，既是字面上的，也是在象征性的想象。中国医师不只是把“色”当作花，他们视之为更多东西。
笔者这样说有两层意思。最直接的，笔者是指医生观察脸的方式和园丁检查植物状态的方式差不多。植物健康状态不佳的明显信号包括柔弱、起皱、干枯等。中国医师会用同样的词描述患者的身体。也许正是花和叶子的颜色和光泽，呈现出最精微和隐秘的生命力的指标。
笔者的邻居正好是一个殷勤的园丁，而笔者自己却往往不管笔者的院子。每个春天，明显的区别令人难堪。笔者邻居的杜鹃花开放得格外绚烂，这说明它们在精心照料的、肥沃的土壤中，受到了辛勤的培育。而笔者自己的杜鹃花（前一个房东种的）则相反，呈现出苍白的颜色，因为它们长时间地在乔治亚州的泥土中艰难生长。笔者邻居的植物的叶子，确实放出富有生命力的光泽。而笔者自己的看上去明显是黯淡和褪色的。中国医学中对脸色的注视，也会考虑到光泽。比五种颜色之间的区别更为根本的，是同样颜色，有没有光泽之间的区别。比如，猪肉的亮白、鸡冠的火红、乌鸦羽毛的乌黑，与干枯骨头的惨白、凝固的血的暗红、烟灰的淡黑之间的区别。前者预示着复原，而后者是死亡的信号。(https://www.daowen.com)
希腊医生也承认动物（包括人）和植物之间的相似性。虽然能否自主运动把动物界与植物界区别开了，但动物和植物都自己吸收养料而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发育和营养被认为是所谓“生魂”（vegetative soul）的功能。然而在中国，植物性的类比不是仅仅用于人的系统里被挑选出的、低级的方面。它描述了人的本质本身。
为了捍卫后来成为儒家正统的基石的性善论，孟子利用植物来解释人性中固有的善良。他说，所有人天生都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由四种品质构成——仁、义、礼、智。它们就像四株嫩芽，其发展需要精心的培养。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关注它们，但又不能强迫它们发展。他举出了一个宋国人的行动：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自我修养和培育植物所需要的努力，不同于搬动石头所要的那种努力。这不是只要决定后，直接推或拉——我们称之肌肉力量——就能做好的事。这就到了笔者要说的第二层、更深入的意思：细察“色”与注视植物的花是十分相似的。
在前面的段落中，笔者提出了希腊解剖学研究与关于人类表情的两个有影响的模式之间的关联。其中一个模式强调意图的表达；另一个模式强调意志的显现。这两个模式在中国的自我定义中都没有位置。在中国决定性的模式是关于植物的生长和健康的模式。人像植物，不仅在生理的功能（如发育和营养）上，而且在他们的道德发展和个人表现上。在这方面，他们成长，并显示他们自己是人。
据此，中国人观视的重点在“色”上。孟子发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同样，《国语》中也有一处，把“貌”（脸色）等同于“情之华”。如果色是“气之华（花）”，反过来用一个普通的注解，“花者，色也”。
从富有表现力的花的形象中，我们能朝向各种方向。比如，我们可以追踪中国人偏爱植物式的类比的社会经济起源。或者，我们可以思考这种类比的结果：它是促使中国医师对结构和功能问题相对冷淡。但这些是未来研究的问题。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想说明的，是中医学中视觉知识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想象和成为人”这个问题的密切关系。
［译自堂·贝茨（Don Bates）编《知识和学术性的医学传统》（Knowledge and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译文由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校。］
（栗山茂久著，张春田译，《枣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29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