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医学中的视觉知识
那么，关于花的主要事实是：它是植物在其生命最热烈的阶段所发展出的那部分形式，这种内在的狂喜，通常在外观上向我们显现为一种或更多基本颜色的绽放。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空气女王》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希腊古典医学关于人体的描述和中国古代医师关于身体的想象这两者之间的奇怪差异？两种悠久的文明是如何以极为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基本并且最隐秘的人类真实的？
我们从晚期中国和欧洲医学的两本著作——元代滑寿所撰《十四经发挥》和安德鲁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所著《人体的构造》（Fabrica），来看一下这种分歧。书中两幅插图都不忠实于“腔隙”（lacunae）。在滑寿的图中，我们正好失去了维萨里图中人的精确连接的肌肉。事实上，传统中国医学中，没有与肌肉概念真正相等的东西。迷恋肌肉组织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反过来，在受针灸者身上标记出的那些点，也必然排除了维萨里关于身体的幻想。因为它们，即使对于中国人的眼睛，也是不可见的。这样，当17至18世纪欧洲人开始浏览中国医学文献，他们所见的身体描述，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来自想象之地的叙述。一个英国医师会认为它们是“奇妙的”，而另一个会认为它们是“荒谬的”。中国“解剖学”一点也不像伽林（Galen）或者维萨里所曾看到的。
这些区别不是永恒的。对针灸网络的经典理解只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而系统的解剖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发明。并且，在中国汉代末期，——在希腊世界那时正是伽林（129—200）活跃的时期，传统欧洲和传统中国在身体观念上的显著对比，已经形成了。滑寿和维萨里描述上的不一致，返回了希腊和中国的古代遗产。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计划探讨一个特别的对比：观看方式的区别。笔者尤其想对于中国医学中视觉知识的本质，及其与中国人身体理解之间的关系做一些阐释。
它们之间表面上看不出有关系。人们会认为，《十四经发挥》《人体的构造》的差异反映了看和不看的对比。中国人身体观念的特殊性，正在于中国医师忽视了眼睛的证据这一事实。尽管不把中国观念当作白日梦而拒绝，人们会这样想：不同于依靠视觉，中医采用的是另一种、非视觉的方式去接近身体。这很大程度上是确实的，中医从来不承认由希腊解剖学家们发现的细节，而对于那些为解剖学难以证实的不可见结构则加以整合。中国人身体观念使人困惑的他性（otherness），大部分存在于它对于解剖学主张的抵制上。
然而，如果我们将全部或绝大部分中国身体观的奇特之处归结为某种异域的视觉冷淡，那就错了。看与不看之间的对比，使得不“解剖学式地”（anatomically）观看被误解为根本不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错误。古代中国对解剖的忽视，却伴随着一个对视觉能够揭示什么的特别信仰。实际上，像希腊解剖学家一样，中医不仅观看并且专心地看，只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观视。
当然，视觉一直居于西方认识论的中心。一方面，被用来建构知识的主要是视觉经验，以致科学话语会把视觉和知觉、观察和经验、解剖性（autopsia）和经验性（empeiria）有规则地合成到一起。另一方面，对这种特别的思考和了解的经验的理论反思，也被作为观看的形式。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
这使得一些学者认为视觉霸权是一个西方独有特征，或许根植于印欧语系的本质。但是，中国哲人们也谈到“玄”“微”之道，智力上的“明”，以及宇宙原则上的“观”。在中国医学中，知道什么和意欲了解什么，都和看的行为密不可分。
因此，对中国人身体观念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追求另类的视觉知识，我们也必须考察一种另类的视觉风格。尽管中国医师像希腊解剖学家一样，赋予了视觉以极大的重要性，但如果从解剖学的视角看来，他们观看的方式像是一种失败的观看。笔者的论文考察这种不同的观看方式的本质和神秘性，及其对于中国医师如何了解、为何如此了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