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利用负压”的概况
1．角法 在医疗实践中利用器物中的负压，始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中，但其用途却非后世所言排脓去腐或吸出恶血，而是在痔疮手术中以角吸起需要割除的部分，以便结扎切除：“牡痔居窍（指肛门）[8]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絜以小绳，剖以刀。”
根据这一最早的文献记载，可知中国古代在开始利用负压时确实使用了“角”，所以后世虽然所用器物未必是“角”，但往往将这种方法统称为“角法”；或用如动词，例如“以竹筒角之”。然而面对如此一条确切的记载，实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既然是为了吸起需要割除的部分，便必然与图6-9所示西方早期用角（后端附着皮肤）的方法相反，而是将角的细小前端对准病患的部位，那么：面积较大的后端并不适于“口吸”，用什么方法才能造成负压？即便能够以某种方法造成负压，但在“如熟二斗米顷”的漫长时间中，又将如何维持其中的负压呢？再者，虽说医者在古代属于“百工贱业”，但如果是靠嘴吸造成并保持角中的负压，他们能够将颜面置于患者肛门附近长达“如熟二斗米顷”的时间吗？苟若如此，恐怕其患者只能是王室成员或具有相当地位的达官贵人。如此想来，马王堆墓葬中的医书与医术，也许真的只是服务于宫廷。
按时代顺序检索文献，则降至西晋方可见到言及此法。即葛洪在引录“姚氏”以灸法治“石痈”的方法后，谓：“痈疸、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然论述角法者往往只是引用此文，而少见分析：其一，以此作为该时代使用角法的直接证据，显然是误解；最多也该是解释为既然葛洪言其不可，自然说明有人使用，甚至相当普遍。其二，应该看到，这时的角法用途已然是针对疮痈：配合针刺，吸拔脓血——与上述《五十二病方》已然不同。其三，所言“针角”究竟是特指针刺与动物之角，还是泛指割破肌肤后以筒或罐状器具吸拔，并不可知。其四，转入其后时代应用角法之记录的罗列时，忽视了许多记载不过是这段文字的抄录而已。例如，唐代《千金要方》卷22、《外台秘要方》卷24，明代《普济方》卷282、卷423。提示这种“抄录”现象的目的与用意在于说明：在所谓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此种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常常会有越抄越错的问题存在。因而只可作为研究与分析“儒医”社会的一个方面，却不可作为某时代社会医疗实际状况的写照。
至唐代，狭义或广义的角法（拔罐）的使用状况如何？除了上述业已言及《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方》中有关“禁用”的两条抄录性文字，及后者于“骨蒸病”的论治中言及可以确定属广义角法之“煮筒子重角之”外，在流传下来的文献记录中并无更多记述。
2．蛭吸 根据日本古代医学文献的引用，中国文献中最早记载蛭吸之发的当属隋代宋侠所撰《经心录》[9]所言“以水蛭食去恶血”；唐代医学著作中亦见使用水蛭吸取疮疡脓血的记载[10]；自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始，称之为“蜞针”：“治痈疽初作，先以笔管一个，入蚂蜞一条，以管口对疮头，使蜞吮疮脓血，其毒即散，如疮大须换三四条。”
在其后的元代与明代医学著作中，可见大同小异的记载若干条。但皆系用于皮肤疮痈之患，未见有如西方或印度那样以放血为目的的用法。
3．拔罐 能够形成负压、用于治疗的器皿多种多样，随手可得。中国古代玻璃制品不发达，直到20世纪中期，仍可见医家与民众在施行这一疗法时的惯用方式是燃火于瓷瓶陶罐中。故有“拔罐”“火罐”“拔火罐”之名。这一客观现象，导致各医史博物馆中收集了大量或陶或瓷的罐状器物，以为历代的医疗文物；并有文章指出：“汉代多以陶制罐具为主，这与汉代陶土烧制技术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又如何能够证明这些坛坛罐罐不是盛装油、盐、酱、糖等物的一般生活用具呢？撇开想象而求之文献，从狭义的“角法”到如今所见“拔火罐”之间，确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环节中，所用器皿主要是“竹筒”，形成负压主要靠“水煮加热”，故专业术语谓之“水角”。
目力所及的较早记载是唐代《外台秘要方》言治疗“骨蒸”时，可先在背上按压叩弹，当有若干凸起之处，多可至三十余处，遂以墨逐一标记，然后：“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子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良久，以刀弹破所角处；又煮筒子重角之，当出黄白赤水，次有脓出，亦有虫出者。数数如此角之，令恶物出尽，乃即除。当目明身轻也。”
于此虽然不是治疗皮肤疮痈，但本质相同：目的乃是吸出体内有形有质的病源——黄白赤水、脓，甚至是“虫”。这便既不同于当代所言抽象的“寒气”或“火气”，也不同于西方所瞩目的“移动血液”。
此后一些涉及疮痈治疗方法的书籍，亦有如何应用此法的说明。包括何种疮痈“宜水角”或“不宜水角”，乃至用各种药物煮竹筒以增强治疗效果等，不必逐一枚举。而值得关注的乃是“水角”演变为“火罐”。
图6-17 清代“火罐”（自拍）
“火罐”一词有三意：军事领域常见使用，是指一种带火的投掷武器；元代文人笔墨中用此，是指怀中取暖器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博物馆”[11]中还可见到清代“火罐”的实物（图6-17）；清代医学领域开始使用，标志着“拔火罐”一法的正式登场。其典型解说可举《本草纲目拾遗》为例：“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巅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患者但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透入。少顷，火力尽则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风寒尽出，不必服药。”
此外，同时代的《理瀹骈文》（原名《外治医说》，以讲外治等同服药著称）中可见“有若拔罐，有若瓶吸”之语；而康熙壬辰（1712）进士胡煦则数次以这一新鲜事物“火罐”为例来说明阴阳变异之理——“火本外发，及其凑合于肤乃反翕而受也”，等等。要之，若从“科学”之立场出发，这一变化不过是器具、造成负压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但若从文化的视角观之，从传统医学将“类比”“物类相感”等观念贯彻于生理、病理、医理、药理之各个方面的立场分析，问题便绝非如此简单！试想：在治疗大多具有红肿热痛之症的疮痈时，内服多为所谓“清热解毒”之药；同样道理，外治之时怎能沾“火”？细读上引《本草纲目拾遗》中“凡患一切风寒”“一股暖气从毛孔透入……风寒尽出”等语，便知“拔火罐”与“水角”之间的本质区别了。
4．少数民族医学中的“负压吸法” 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调查中，也可以见到使用“角”或竹筒、瓷罐等多种器物，乃至“蛭吸”以取脓血（或瘀血、病邪）的方法。例如：①蒙古族有“针刺＋拔罐”以吸出恶血与黄水，达到改善气血运行，治疗疾病之目的的方法。②维吾尔族有放血、拔罐、蛭吸之法。称之为“破皮拔罐”的方法是：用吉拉甫·蒸露或凉开水将人体的特定部位洗净后，以专用刀具划破皮肤，再用罐拔出致病体液。③壮族有药物竹罐疗法，以煮沸的壮药液加热特制之竹罐，吸拔于治疗部位上，达到疏调龙路、火路之气机，祛风除湿、活血舒筋、散寒止痛、拔毒消肿等治疗效果。④彝族医生用的是牛角、竹筒、烟杆等。其方法与汉医不同，罐筒底部钻孔，以口吸气形成负压。若是狂犬病或蛇伤患者，则医者需口中含白酒，以免中毒。待“毒气”聚集后，在起包处点针见血再拔，吸出毒血。此法主要用于狂犬病、风证、箭证、蛇证、扭伤等。此外，还可用于子宫倾倒、下垂，但不点针取血。若罐内放上一些取风的陈艾、花椒、火葱、韭菜等药末或药泥，则取风、取毒之力更强，疗效更佳。⑤回族常用陶罐，投点燃的纸于其中，以行拔法。所拔部位多在前额、太阳穴、背部、腰部。主治头痛、胃痛、腰痛、背痛等，也有结合放血疗法者。对于脓肿已溃、结核瘘管脓液可达到吸出脓液的目的。⑥苗族所用称“气角疗法”：在2～3寸长牛角尖处锉一小孔，治疗时将角的圆口紧按于患处，医者用嘴从小孔处将角内空气吸出，然后用蜂蜡迅速密封小孔，角即紧附于患处皮肤。主治麻木、疼痛、扭伤等。⑦土家族以拔罐为最常用、简单易行的外治法，以达到赶气、散血、消肿、赶风、散寒的作用。此外，畲族、纳西族、仡佬族、鄂伦春族等也都有这类治疗方法。
基于田野调查所获各民族传统医学中的这些资料，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疗法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及其共性，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与汉族，乃至与域外其他文化间交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