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吏防治瘟疫对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受国家的重视与引导，宋代地方官吏在为官任职和防治瘟疫的过程中，编撰医书之风盛行，成为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有的地方官吏倾心于对某一医学理论的专门研究与实践，或对某一医书的校正与评注，或对某一疾病的长期观察与记录，或对某一药材、植物、花卉的介绍与应用，或广泛搜集与编撰民间验方等。范仲淹（989—1052）“愿为良医”的追求，陈衍（约1190—1257）“愚读书之暇，尝从事于医”的做法，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官吏对医学的普遍看法和“以仁存心”“济世利人”的态度。在宋代出现的1 000余部医学著作中，地方官吏撰写的著作大多结合了临床医学经验或心得体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宋代医学“全面大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极为重视医学，认为“医乃仁政”的思想符合国家统治；二是极为重视诸科疾病的防治，在医学基础理论、伤寒金匮、临床诊法、针灸推拿、医学本草、临证诸科、延年养生、医史医案等领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促进了疾病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和病案学的发展。
地方官吏编撰的医学著作，较著名的有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撰《陈氏集验方》1卷，监杭州钱塘酒税王衮撰《博济方》5卷，杭州知州苏轼撰《圣散子方》1卷、《灵苑方》20卷，沈括撰《沈存中良方》10卷，知永兴军司马光撰《医问》7篇，判河南府文彦博撰《药准》1卷，潭州司理参军刘元宾撰《神巧万全方》12卷，从政郎、沣州教授王执中撰《既效方》1卷、《针灸资生经》7卷，知虔州刘彝撰《虔州正俗方》1卷，黄州推官潘昌撰《黑龙膏方》1卷，成安大夫、惠州团练使张涣撰《小儿医方妙选》3卷，桐城县尉罗适撰《伤寒救俗方》1卷，徽猷阁直学士、知华州郭思撰《千金宝要》6卷，知信阳王寔撰《伤寒证治》3卷、《伤寒治要》1卷、《局方续添伤寒证治》1卷，忠州防御使赵士纡撰《九籥卫生方》3卷，太医局教授、成州团练使张锐撰《鸡峰备急方》30卷，知平江府李朝正撰《备急总效方》40卷，南康军知军李观民编《集效方》1卷，知处州钱竽编《海上名方》1卷，岳州平江县令吉㧑之撰《吉氏家传方》，承节郎、监饶州城南商税张松撰《究原方》5卷，朝请大夫、知兴化军张允蹈撰《外科保安要用方》3卷等。这些著作，“专为时疾、疟痢、吐泻、伤寒之类”，或专治瘴疟、喉痹、天花、肺痨、麻风等病，切于临床，简便实用，流传颇广。如黄州知州苏轼推广的“圣散子方”，黄州推官潘昌推广的“黑龙膏方”，就是地方官吏以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典型案例。南宋洪适、杨倓、胡元质在江南东路太平州当涂（今安徽当涂）任职期间，先后刊刻了《洪氏集验方》《杨氏家藏方》《胡氏经效方》等方书，风靡江淮间，“今江淮间士大夫与夫医家多用此三书约证，以治疾无不取效”。
历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及翰林学士的医学家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序》中提出的“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的观点，为大多地方官吏所认同，而这种道德实践也完全符合儒家的规范和标准，因而得到政府的提倡。对于地方官吏来说，通过编撰医书达到“以救物为心”“而不求其报”，正是他们追求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情操和政治抱负。以至南宋陆游在《记悔》诗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悔不学医，早读黄帝书。名方手自缉，上药如山储。”淳熙七年（1180）七月，陆游撰成《陆氏续集验方》2卷，刻于江西仓司民为心斋。这些医学著作一方面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又传播了国家正统医学知识，促进了社会前进和民俗的进化。清代石韫玉在《洪氏集验方序》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变化时说：“宋祖宗之朝，君相以爱民为务，官设惠济局，以医药旋舍贫人，故士大夫亦多留心方书。如世所传《苏沈良方》，许学士《本事方》之类，盖一时风尚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