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一个“新”抗疟药的诞生
196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一场讨论会中，有与会者提到：“药理学在中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被重视的程度，大概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药理学在中国之所以如此受重视，主要是源自中国政府积极提倡传统中医药。虽然中国十分自豪于他们对中医的支持政策，不过早在1949年之前，在中西医论争正盛的那个年代，政府便已开始积极支助中药的科学研究了[1]。在当时的西医师与进步知识分子的眼中，传统中医不但违反科学，而且对于推广公共卫生与建立国家医政体系都构成严重的妨碍。因此在1929年举行的第一届国家公共卫生会议中，17位与会代表（均为西医师）无异议通过了禁止中医师执业的提案。为了挡下这项攸关中医存亡的提案，1929年3月17日，原本少有组织的传统中医，发动全国性的“国医运动”，并在上海集结举行大规模示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医师们要求全面废除中医，但他们却对中药另眼相看，认为不当把中药与其他传统中医的组成要素混为一谈。为了号召那些对中药信任已深乃至利害相关的人，西医师提出了“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这个研究计划名称里的两个主要词汇都富有深意。首先，“国产药物”这个名称是要与“中药”做出对比，“国产药物”刻意地排除与“中”的关联，意味着所谓的“中药”不过是碰巧生长于中国的植物，它们的使用方式和中医理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联，所以当正名为“国产药物”。其次，虽然没有人阐明何谓“科学研究”，但受西方训练的科学家们却不断宣称“只有科学家才能对国产药物进行科学研究”。在当时这个主张听来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完全没有商榷的余地。简言之，这个研究纲领一方面宣告科学训练是这项计划参与者的必备资格[2]，另一方面又断言如果这项计划到最后确有所获，成果也和中医理论毫无关系。
1940年代发现抗疟新药常山的历史过程，正是一个检视“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这个计划的绝佳窗口。不同于一般完全由西医师所主导的“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常山治疟这个发现却是由中医的重要支持者陈果夫所率先推动、详细记录，并大力支持的。从陈果夫（1892—1951）的视角来追溯这段确认常山疗效的历史，笔者将说明，常山——以及所有其他的中药——并不是直接取自大自然、原始而未经加工的素朴物料，而是由中医的社会技术网络（social-technical network）所支撑，以实作（practice）为基础，经过反复构思、分类、加工改造而成的物件[3]。换言之，在本草典籍中留名千载的常山与20世纪才在中国新发现的铀矿两者性质完全不同，然而我们却常不假思索地把它们等同为自然物。这个差别清楚地表现在发现常山疗效的过程中：所谓的“发现”并不是揭开布幕、彰显布幕下独立自存的自然物或事实，虽然英文中的发现（discovery）所蕴含的正是这种“去”（dis）“遮蔽”（cover）的一个动作。相反地，发现常山疗效涉及一个再网络化（re-networking）的过程，也就是将中药从其传统的社会技术网络中剥离、孤立，而后转而被吸收、同化至西医的社会技术网络之中。(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这个成功的案例近乎一个再网络化的过程的话，一连串的问题也随而滋生。首先，我们如何能忽视使常山得以存在的传统网络呢？一旦正视这些传统网络，我们又如何能而将中药视为自然界的草根树皮呢？其次，西医如何能够独揽中药的研究呢？他们如何（又为何）阻止中医师参与甚至主导这个计划呢？第三，既然西医对中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不抱信任，他们又如何能受益于中药的传统使用经验呢[4]？最大的困惑来自将这些问题同时并置：西医究竟如何一方面拒斥中医师的参与合作，另一方面又同时成功地将中药纳入他们的网络之中呢[5]？下面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将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自然物的历史性”。
最后，简单地介绍本文的结构。在概述这个个案发生的时空背景后，笔者将目光移至陈果夫和他接受西方教育训练的同事们，检视他们如何在1940年发现常山这个抗疟药物。大致依循发现过程的时序推演，本文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第一阶段，也就是陈果夫将常山交给西医师与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探究之前的部分。笔者将说明，西医为了抵制可疑的中药，他们严密地守卫自身所属社会—技术网络的边界，如此一来，对任何一位想将中药吸收同化进这个网络的人，他们均得面对一个难以跨越的进入门槛。在发现常山的第二阶段中，受西方教育训练的科学家在确认常山的疗效之后，致力将常山转译为他们的社会技术网络的一部分。陈果夫等人的切入点是以人体为对象的临床实验，并经由临床实验率先确认了常山具有传统中医所宣称的疗效，因此极关键地缩短了整个研究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与心力。问题是，直接对人体测试药物疗效，却违反了医学研究的伦理规范。最后一节中，讨论的重心将从常山这个个案转移到关于中药疗效的人体实验的争议，而违反伦理这点一直是西医对中医最强烈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