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青蒿、黄花蒿的认识

四、日本对青蒿、黄花蒿的认识

接下来有必要简要介绍,深受《本草纲目》影响,日本国内对青蒿和黄花蒿的研究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认识过程。上文提到《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其时间是在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不久,传入后随即受到儒学者的热切关注。青蒿被认为是《诗经》中提到的蒿草,也是训诂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宽永十五、十六年(1638—1639),幕府在江户、京都等地先后开设药草园,并开始对外来药用植物进行栽培试验。根据田代和生总结的《移植用药种之求请、发送》,宽永十八年(1641)便开始尝试引入青蒿,但因很难获取青蒿植株而作罢;最终在宽永二十年(1643)经对马岛成功获取朝鲜产青蒿,此青蒿究竟是A.annua亦或A.carvifolia,或是其他种类则不得而知。若是A.annua或A.carvifolia,栽培应该较为容易。

宝永七年(1709),贝原益轩(Ekken Kaibara)出版《大和本草》,此书清楚区分了青蒿和黄花蒿,分别对其进行论述。据书中记载,益轩似乎将青蒿与A.annua对应,将黄花蒿与A.carvifolia对应。关于青蒿,益轩还写道:“播种栽培”和“可种于家园”。这是由于当时青蒿尚未野生化,故采用播种栽培的方式进行种植。此外,益轩未举出其日文名。稻生若水(Jakusui Inou)等人在《庶物类纂》中将青蒿的日文名定为kusoninjin,是最早将中文学名与日文学名对应起来的案例。kusoninjin现已成为A.annua的标准日文名。之所以名字里有ninjin(人参),是因为其叶子与胡萝卜(日语叫作“人参”)叶相似的缘故。胡萝卜于17世纪前半期才开始在日本栽培,由此可见日文名粪人参不可能是古时流传下来的词汇,似乎从侧面佐证了前面的说法。而在贝原益轩出版《大和本草》的30多年之后,民用的草药急救手册开始出现,如林良适(Ryouteki Hayashi)、丹羽正伯(Shouhaku Niwa)所著《普救类方》(1733)等,均将青蒿作为急救药物加以记载,此外根据小野兰山对青蒿、黄花蒿生长情况的记载可知,此时青蒿已快速实现野生化。

天明五年(1785)萨摩藩主持的药物调查成果《本草质问》第3册中配有很像A.annua的图片,并附有调查提问:“中山呼之菁蒿……亦有呼之黄花蒿者,孰是孰非,敢请示教。其穗别封呈上。”由此可知编纂者尚在探寻图片植物的真实身份,并配上花序标本图片供参考。对于这点,中国南北4个不同地方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浙江的徐淮(子灵)等人以及福建的孙琰等人给出了“黄花蒿”的回答,北京同仁堂周之良等人回答“黄蒿”,广州戴文煜(道光)等人回答“青蒿”。观察答案可以发现,地域不同,称呼也存在差异,称A.annua为“黄花蒿”的人都在江南地区。身为蕲春县人的李时珍也有受到地域影响的可能,认为黄花蒿与青蒿是不同植物,为“黄花蒿”设立条目。无论古时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后代人普遍同意李时珍的观点,遵从《本草纲目》的说法,将青蒿和黄花蒿视作不同植物。(https://www.daowen.com)

在小野兰山口传、门人整理的《重订本草纲目启蒙》(1805)一书中,kawaraninjin被用作青蒿日文名,kusoninjin被用作黄花蒿日文名。事实上,根据书中对两种植物特征的描述我们也可以得到拉丁名方面的启示。书中记录青蒿夏季开花,开花时间早于黄花蒿,花朵大小较黄花蒿大,香气比黄花蒿弱,还指出“(青蒿)冬不枯死,至春抽薹”。这里所说的青蒿根越冬不死是多年草(越年草)特征,于是我们可以推断其不可能是具有一年草特征的A.annua。而A.carvifolia普遍被认为是越年草;这体现出小野兰山所述青蒿与黄花蒿不同之处,实际上与A.annua和A.carvifolia的差异相符。书中,小野兰山还称青蒿“有轻微臭味”、黄花蒿“臭味强烈”,而贝原益轩在约100年前的《大和本草》(1709)中称青蒿“香气烈”、黄花蒿“微香”,两人对气味强烈程度的描述完全相反,从《大和本草》开始后的100年内,对于青蒿和黄花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直到小野兰山得出较为接近现代定义的结论。他的描述比《本草纲目》更为详细周全,虽未明确指出对应拉丁名,但大致上将青蒿同A.carvifolia、黄花蒿同A.annua相对应了。

在19世纪的日本,小野兰山等的看法为饭沼慾斋等本草研究者接受。同时,针对青蒿、黄花蒿的实地调查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初,日本生药学者开始在朝鲜、中国等地进行药物调查,石户谷勉(Tsutomu Ishidoya)调查了北京的药局,并在1930年写道:“北京药局内可见青蒿与黄蒿,北平品青蒿为Artemisia capillaris,天津品青蒿为Artemisia annua,满洲品青蒿为Artemisia japonica……于北平寻得被称作‘黄蒿’之药材实为Artemisia capillaris”。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青蒿的判别十分混乱,没有统一认识。

此外,日本与中国在对青蒿等药物的研究方面也有合作与交流。中国生药学家赵燏黄在1936年于《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上发表了题为《青蒿(=〈纲目〉的黄花蒿、臭蒿)Herba Artemisiae annuae》的报告书,称北平乐寿堂售卖的药材“青蒿”其实为河北产的A.annua,药店里的青蒿实际上就是《本草纲目》的黄花蒿,都是A.annua。赵燏黄曾于1905年秋去往日本留学,在东京药学专门学校(现明治药科大学学习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师从日本药学泰斗下山顺一郎和麻黄素发现者长井长义等人进行学习,1911年回国加入辛亥革命,从1934年起担任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并于1943年秋加入刚刚创立的北京大学药学部担任教授。他与石户谷勉在生药学等方面进行合作研究,诸多成果可见于《北京大学医学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