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社团发展的制度变迁
1．北洋政府时期：中医社团“诱致性制度变迁”未果 在“漏列中医案”刚开始，当请愿团代表谒见教育总长汪大燮时，汪大燮明确表示了对中医药的否定态度：“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他又不得不反悔前言。政府在中医药“存废”上的首鼠两端，折射出其时的中医力量可以与官方抗衡。但政府暂时的妥协和请愿就此偃旗息鼓，也导致了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安排的趋向。
这个时期的西医，同样没有达到能够左右政府制度安排的力量。1914年，内务部制订《解剖规则》。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发起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提出异议，认为第一条关于“病死尸体解剖须呈明该管地方官”，以及第三条“解剖后须将原体缝合掩埋”，对于医学校有实施困难，特拟定解剖施行细则十条，呈报教育部、内务部，要求修改《规则》。尤其希望“贵部直辖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既属国立机关，自与普通医士不同，不妨酌予变通”。但教育部的答复是“我国解剖方在萌芽开始者，为国立机关既不能拘泥于文法，亦不必偏执夫成见”，要求汤尔和“遵照办理”。
在中、西医都乏力“自下而上”制度安排的同时，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制度安排在部分地方，同样不被认可。1922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则》将西方管理西医的方法直接照搬，再一次没有考虑中医的实际。山西警务处接到《规则》之后，未立即实行，而是给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函，召集讨论，听取意见。中医改进研究会逐条提出反对意见，山西警务处竟也遵从建议，暂缓执行《规则》。这一方面说明有些地方政府与北洋政府“专西遗中”的观点不统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各地的中、西医力量对比千秋。
当时的政治核心层，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1925年，孙中山在肝癌病危之际，北京协和医院西医束手无策。宋庆龄、张静江等人主张改用中医，汤尔和、刘瑞恒等西医坚决反对，孙科则犹豫不决。为此，改用中医治疗的孙中山只好从协和医院移居到铁狮子胡同[14]。汪精卫和汤尔和间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西医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汪精卫对中医持支持态度，他用癌症为例解释，（虽然）“科学今日尚未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从而反驳以汤尔和为代表“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的西医对中医的偏见和错误认识。社会高层在自身性命攸关之际，对中西医间选择的进退维谷，说明当时中西医的力量对峙处于伯仲之间；也折射出在政治高层，还没有形成绝对倾向一方的制度安排趋向。
从数量上看，其时的中医较西医更具优势，中医社团也较西医多近1／3。直到1935年，全国的西医也仅有5 390人，而同期却有10万余[15]中医医生。但力量的悬殊，并没有导致中医实现制度安排。
2．南北对峙阶段：中西医社团角力制度变迁 1925年11月，由余云岫、汪企张、蔡禹门发起的上海医师公会成立。该社团是一个西医同业性质的组织，成立时会员只有近百人，但创立伊始就将中医视为竞争对手，向政府当局陈情游说，屡次要求政府取缔中医。1927年4月，上海的中医师们也仿效成立了上海中医公会。中医“存废之争”的营垒正式形成。1929年褚民谊、陈方之等西医发起成立的“医药评论社”，在介绍社团成立的《缘起》中，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怀疑新医者”是“缺乏知识者为然”，更直指“今夏（1925）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及上海医师公会提案[16]之被保留，竟有人发起‘旧医’学校加入系统之妄议”，攻讦中医“无知识”“举动幼稚”。这与初期西医社团对中医的态度完全大相径庭。同年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联合总会”，参加者有15个省132个团体。该会动辄通电全国，组织请愿，反对西医，成为中医药界抗争的强有力组织。
在“废止中医案”中，由于西医利用法权干涉打压中医，中医药界也意识到运用政治力量在回击西医中的重要作用。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等的通电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从此，中西医界开始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中西医论战暗含着政治争斗的内涵。中西医社团将制度变迁的角力推向了政治高层。
中医废存之争最为激烈之时，也是蒋、汪权力之争白热化之际。前述1925年还站在中医立场驳斥汤尔和的汪精卫，5年以后态度急转成为“废止中医”的急先锋。原因除了汪精卫个人性格的两面三刀以外，还与身为政治人物的汪精卫维护统治集团利益、顺从制度安排之规律有关。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大会议上，发布《关于最近党务宣言》，称卫生部“废止中医”的会议非法；汪精卫则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十分不满，并得到同僚褚民谊等人的附和。蒋介石则一面内定对汪进行书面警告，一面将褚民谊降职，使“废止中医案”暂缓实施。
3．南京政府时期：西医社团显效“强制性制度变迁” 1929年，在南京政府立法院通过新的《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等法规中，大幅提高了医学专业的标准，规定医学专业不设专科，并取消了预科，修业时间定为5年。随后，教育部要求各地关闭医学专门（科）学校。最先引起抵触的不是中医界，而是西医界。中华医学会认为，该法令的实施会严重影响西医学校招生和培养学生的质量及数量，立即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立法院长，教育、卫生部长等致函，要求恢复医学预科，保留专科设置。1930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医学教育委员会会议，并特别邀请中华医学会会长颜福庆等参会讨论。会议最后议定“医学教育分为本科、先修科（预科）两级；医学院得设专修科，4年毕业，入学资格为高中毕业”。中华医学会的努力获得国民政府的认同，以中华医学会为代表的西医界成功主导了政策的重修，西医的制度安排基本形成。
这种西医制度安排一旦形成，政府作为主体，就要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激进特点。与上述西医面对的局面截然相反，为了争取中医的合法地位，1931年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参照1930年公布的《西医条例》，拟定了《国医条例》（后改为《中医条例》）。议案先后批给内政部、教育部审议，均遭否决。后转由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通过后，行政院却迟迟不予公布。在各地中医社团多方责问后，终于在1936年公布。但公布不久，行政院又出台审查规则，限制和推翻了条例。
南京政府时期，先后成立的40个医学团体中，西医团体30个，兼有中西性质的2个，中医团体则只有8个，西医团体在数量上呈压倒优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声势浩大的全国医药团体联合总会却于1931年被政府以不符合法律程序为由强令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