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家对元会运世说的借鉴
“元会运世”之说为北宋学者邵雍所创，他在《皇极经世》中模仿年月日时的时间结构，以元、会、运、世为时间单位编制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历史年表，主要用于探讨人类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而邵雍的这种学说被明代医家用于探讨疾病特点和医家用药特点的长周期变化。明代医家韩懋（约1441—1522）最早将元会运世说引入医学领域并做具体分析应用。韩懋本为诸生，弘治戊午年（1498）因父脚气之病加剧而始留心医学，不久又因科举落第而访道学医。韩懋是一个典型的儒医，而他对元会运世说的应用也与他儒、医结合的背景直接相关。其《韩氏医通》之《绪论章第一》写道：“自开辟来，五气乘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疾，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矣。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何以独止于一年一时，而顿忘世运会元之统耶？”
具体分析之，“近世”指韩懋生活的明初，处于大运甲戌（1384—1743）之中，根据中医运气学说中“天干化运”的原理，甲为土运，所以说“近世当是土运”。土在五行中偏湿，因而当时亦流行杨梅疮一类与土湿有关的疾病。“胜国”指元代（1271—1368），元代处于大运癸酉（1024—1383）之中，癸为火运。火在五行中偏热，因而“胜国时多热”。韩懋这段论述将邵雍元会运世说之“大运”与中医运气学说相结合，解释了元代与明初的气候、疾病特点的差异。虽只讨论了两个大运，实质上开创了一种新理论范式，即他认为不仅一年的干支可以按照运气学说进行“天干化运”的推算，一个邵雍“大运”的干支也可以。这为大周期思想的进一步探讨做了很好的示范，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但这种范式并未展开，后世也没有发扬光大。此外，韩懋的论述只涉及不同大运的气候、疾病特点，尚未具体述及“大运”与医家学说和用药特点的关系，这一点在后世医家那里却比较重视。
明代医家王肯堂（1549—1613）也是一位典型的儒医，他17岁时因母亲罹患重病而开始学医，后虽举业有成进入仕途，仍保持着对医学的兴趣。此外，他博览群书，熟读经传，对于阴阳、五行、历象、算术、太乙、六壬、遁甲、演禽、相宅、术数之说，也无不精通。他也关注可能存在大周期的问题，援引元会运世说、三元紫白说入医，但因较凌乱未能落实。
先看王氏对元会运世说的借鉴和应用。王肯堂以邵雍元会运世说中固有的阴阳消长节律来解释人体生理和疾病的长周期变化，并得出了“治世与治病，无二致也”的看法。他在《元会运世论》中写道：“计黄帝之先尧，大约不过百世，与尧同为巳会。其时天地之运纯阳，斯民之数鼎盛。”而到了后世，“化原日薄，而天地六淫之气侵之者愈益酷”。他认为：“窃意午会以后，阳消阴息，而疾病之丛生有按籍而莫名其证者。运日下则当挽运，阳日剥则当回阳。”王氏的这种认识借鉴了邵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观点，即巳会之前，阳升阴降，阳气呈上升趋势，而巳会之后，阳消阴息，阳气开始走向衰落，故疾病丛生。他认为，世易时移，人的疾病特点随时而异，并感叹道：“盖世运日移，而人之血气阴阳有莫知其所以异而异者也。”(https://www.daowen.com)
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主张和所用方药都是当时的经验所得，但传到后世却不尽适用，王氏认为这是所值“大运”不同的缘故，“如张、王、刘、李诸家，以身所经历之证，经历之方，著书立说，传诸后世，非不确切不磨，乃至今不尽吻合者，盖同会而不同运也”。指出历代医家观点不同是因为“同会而不同运”，但未就此深入分析。
王肯堂以元会运世说解释历代医家学说的论述是笼统和概括的，而李中梓的论述则显得较具体些。明代医家李中梓（1588—1655）是明末由儒入医的著名医家。他于1637年著成《医宗必读》一书。夏允彝（1597—1645）为之作序认为，历代医家学说都是相因而起，以偏救偏，当时一些医家不懂得折中各家之说而偏从于一家，结果导致偏滞益甚，而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有助于纠正时医的这种错误认识和做法，使医道明而时医知所止归。《医宗必读》之《古今元气不同论》一篇即属于此类。该篇将邵雍的元会运世说用于解释历代医家用药的变化，从大周期的角度来认识前代医家经验，指导时医治病用药。该篇写道：“夫人在气交之中，宛尔一小天地，当天地初开，气化浓密，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仲景处方，辄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岂非深明造化，与时偕行者欤？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当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证施治，多事调养，专防克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此近时治法之变通也。”
李氏认为，随着元会运世大周期的推移，天地气化渐薄，人所受之元气亦逐渐变弱，所以用药的剂量逐渐减少。张仲景、李杲、朱震亨等前代名医都是深明这种道理而用药与时变化的人。李中梓所说的元气似即相当于阳气，他认为元气古厚而今薄，阳气渐衰，故临床上寒凉药日就减削，温补药日就增多。李中梓的看法与王肯堂十分相似，也是借鉴“元会运世”的阴阳消长节律来解释人体生理特点和医家用药特点的长周期变化，且相比王肯堂而言，他从用药的量变和寒温变化两方面更为深入但仍笼统地解释了医家用药特点的古今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