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解放以来甘肃旧石器时代的考古
谢俊义 伍德煦
【作者简介】谢俊义，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伍德煦，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甘肃地处亚洲腹部，平面地理位置正在祖国中心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蒙新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由于长期的地形剥蚀，形成纵横交错的河谷。河谷两旁，黄土堆积成台地。从地质学看，境内新生代地层发育良好，成为古代动物活动和迄今人类居住生存的优良条件，各种动物化石和古代文化遗存埋藏丰富。然而，甘肃境内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过去虽称在酒泉发现过旧石器，但因缺乏地层关系和具体出土地点，一直未被学术界所公认。关于在1920年于庆阳发现的旧石器，长期以来没有查清它的具体出土地点，只是近年来经省、地文化主管部门的调查，初步核实了它的出土具体位置[1]，有关的问题，尚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解放以后，党对文物工作十分重视，专业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在配合大规模基本生产建设工作中，一些地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在我省境内的黄土区进行科学考察，先后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近年来，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着重在我省条件较好的庆阳地区开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和与此有关的哺乳动物化石专门性调查，首次有计划地对新发现的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在此基础上，并对甘肃境内历年来发现的旧石器文化进行了核实和初步总结。
甘肃旧石器考古工作因仅在东部进行，所以全部遗址均在东部庆阳地区。解放后，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六处，即镇原县姜家湾、寺沟口，环县楼房子、刘家岔，庆阳巨家塬和镇原县黑土梁，全部遗址均发现在河湖相堆积物中，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六个遗址，按文化发展的顺序，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二处，晚期的有四处。
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为镇原县姜家湾和寺沟口两处地点，分别编号为7401地点和7403地点，其经纬方位姜家湾遗址在东经107°29′，北纬35°43′，寺沟口遗址在东经107°32′，北纬35°38′。两地相距不远，地层剖面相似，时代相当，两地的含化石层和文化层都属于同一地质层位。采集的动物骨骸化石，经专业工作者鉴定有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 uitatis Blumenhach）、似蒙古野马（Equuscf przewalskii poliakoff）、真马（Equus Sp）、扁角鹿（Sinomegaeeros SP）、鹿亚科（Eervinae）、牛亚科（Bovinae）等。当然，这几类动物化石不能完全代表这两处遗址的所有动物的真正全貌，但这类动物都是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主要成员，某些动物的性质更接近丁村遗址动物群，两处遗址地层也与丁村地层有类似之处，所以这两处遗址的时代应与丁村的时代相当，距今约十多万年。
两处遗址所包涵的文化遗物，可分石器和角器两类。石器有石核12件、石片5件，成型的石质工具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球形石和有敲砸痕迹的砾石31件，角器有人工痕迹的尖状鹿角器一件。为了便于参阅，现将姜家湾、寺沟口出土的石器有关器形分类，制作方法和刃部加工成形类别列表如下：
姜家湾与寺沟口石器统计表
上列石器的石质料都以石英岩和硅质灰岩砾石为主，打制石片以锤击法为主，也采用了砸击法，未见修理台面；石器以单面打制为主，刮削器多成石片形，因而在此两遗址中，石片石器占很大比例。从所有石器看来，第二步加工都较粗糙，反映出一定的原始性。
石器的形制，与其他旧石器遗址的石制品相比较，石核的大小和形态与匼河发现的相类似；从球形石（石球）的大小和形态上看，和三门峡会兴镇发现的石球十分相像，与丁村的石球也有类似之处，总的印象这两处文化遗物与合河—丁村系关系较为密切，其时代特征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相比，显得要原始一些，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
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有环县楼房子、刘家岔，庆阳巨家塬和镇原黑土梁四个地点。
楼房子和巨家塬遗址在六十年代先后经西北大学地质系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作过调查和发掘工作，1974年省博物馆又进行过复查，分别将两处遗址编号为楼房7405地点、巨家塬7404地点。
刘家岔遗址是1977年由省博物馆、庆阳专区、环县文教主管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首次发现的，1978年正式进行了发掘。出土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相当丰富，现正在整理。
黑土梁遗址是1977年庆阳地区科委土壤普查组在挖取黑土时出土有哺乳类动物化石而发现的。1978年，省地博物馆在勘察中发现了数件旧石器。
上列四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其中楼房子和巨家塬两个地点发现较早，所出土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较有典型代表性，所有动物化石经丁梦麟同志、薛祥煦同志专门研究鉴定，发表过研究报告，对遗址时代的断代有重要科学价值，现将7404和7405地点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列表于后。
楼房子（7405地点）和巨家塬（7404地点）已发现的哺乳类化石表
从上列两个地点的化石名单看，具有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主要属种，又依据含化石地层的对比，经专家初步鉴定7404地点的地质时代属于晚更新世初期，7405地点也属于晚更新世初期。这两个遗址的时代，与华北更新世晚期其他遗址相比，应该是早于山顶洞而晚于丁村，和山西朔县峙峪遗址的时代相当，距今约有三万年的历史了。
上列四处遗址的文化遗存都比较丰富，不仅有加工较精致的石器，也可能有“骨器”，楼房子和刘家岔还保留有古代人类用火的遗迹。
现将楼房子和巨家塬两处遗存中，已整理的有代表性的石器，作扼要介绍。
两个地点26件石制材料中，绝大部分由石英岩砾石制成，其余为硅质灰岩等。有石核3件（一件为多面体石核）、石片4件、石器19件，多数是小型刮削器，类型也较多，有圆头形、船头形、多刃形、高背形的。能反映当时文化特征的有三件尖状器，都是由石片的劈裂面向背部用石硾直接修琢的。其中一件修成有锐利的小尖，便于切割和刮削，可称为刮削—尖状器，加工成这样的刃口，可能是使用了与水洞沟一样的加工方法。还有加工成为很精巧的雕刻—尖状器的类型。
在这两个地点还发现许多破碎的骨片，有些似有人工痕迹，丁梦麟研究巨家塬化石的简报中称：“有大量类似‘骨器’的骨片”，薛祥煦在研究楼房子动物群时也称：“除骨化石外，还有骨器。”今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还可能发现真正的骨器。
7405地点的下部文化层底部，有燃烧过的木炭屑，一部分化石呈深黑色，松脆，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烧骨，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火的使用。
这两个地点的石器，经专家研究，从石器加工的技术看，它比姜家湾和寺沟口石器有明显的进步，因之应晚于姜家湾和寺沟口，石器的原料、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宁夏灵武水洞沟很相似。目前，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水洞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因之楼房子和巨家塬遗址应划为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为了便于参阅上两处遗址石器的特点，列表如下：
巨家塬和楼房子石器统计表
我国是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发生、发展的重要地区，境内第四纪的更新世、全新世地层发育，使各地蕴藏着丰富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国旧石器的首次发现，就是在甘肃庆阳地区。但旧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大权多操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旧石器时代这门科学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突出。1920年，法国反动神甫桑志华披着宗教的外衣，在庆阳县城以北，盗掘了一件石核和两件石片，被称为是中国最早出土的旧石器。但因材料十分缺乏，不仅不能说明它的时代早晚和文化性质，甚至连一件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迹的也没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科学工作者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从采集和科学发掘中获得的各类哺乳类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角制品，为恢复远古时期甘肃东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研究甘肃古代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及其社会组织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从而根本改变了我们过去对甘肃旧石器时代文化不甚了解的状况。
仅就解放后获得的旧石器时代资料看，大约在一、二十万年至三万年前，甘肃东部黄土高原是一个以草原为主的稀树草原环境，在低凹地带有较丰富的水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高，巨家塬出产的纳玛象就是一种喜暖的动物。在低凹有水域的周围，可能生长着较茂密的灌木丛，黄土平川地带大都是碧绿的草地。灌木林里和草地上生活着各种不同的动物，山间的森林里有鬣狗、象和犀牛，山前及有水域的草地上，常有赤鹿、大角鹿、斑鹿、野马和野驴、原始牛、水牛、盘羊、羚羊、转角羊奔驰于丛草之中。这些都是甘肃东部远古人类狩猎的对象，也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
这一时期，由于人们经过长期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劳动技能的提高，他们制造工具的技术已有很大的改进。庆阳各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的制作方法，不仅继续沿用了北京猿人常用的以锤击法和砸击法来打制石片石器，其石器加工方（即用石锤修缀石片的劈裂面之背面）也相似于北京人石器的单面打制法。而且较普遍地使用了交互打击的方法，打制出各种供砍砸用的石器和刮削器，砍砸器有单面刃的，有双面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石器类型增多而刃部富于变化，供生产上的多种用途。如姜家湾采集的GP0008双面砍斫器，其主要刃部有明显的经过使用的重叠疤痕。石器中除砍砸器外还有球形投掷器，以供打猎之用，可能是所谓“飞石索”的武器，在狩猎时用它来缠大野兽腿的。这种工具的出现，推测当时已经初步进入氏族群体。他们在重要的围猎活动时，可能由几个氏族群体联合起来围猎野兽。另外还有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刮削器的多样刃口（盘状、复刃、直刃、凸刃、凹刃）及较特殊的尖状—刮削器，大概用来作刮削兽肉和兽皮，挖取骨髓之用。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已经知道根据不同的用途制造不同类型的石器。7401地点发现的尖头骨器，可能是用挖取植物根块食物之用，说明当时除狩猎经济外，还有采集经济的存在。
7405地点下部文化层底部，发现的有燃烧过的木炭屑和呈深黑色而松脆的烧骨，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用火来烧烤兽肉，制作熟食，缩短消化过程，增强人类体质。有了火，还可以取暖、照明、防御野兽，焚林畋猎，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类对自然斗争的力量。我国古代传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2]。“有鸟名鸮，以口啄树，灿然火出，圣人成焉，因取小枝以钻火”[3]。这些钻木取火的传说，都反映了人类在长期观察自然现象而学会取火的过程。
根据庆阳地区发现的六个旧石器文化遗址，其地理位置的直线距离都不遥远（如巨家塬位于西峰镇东约16公里，楼房子位于庆阳县城西北约60公里，姜家湾位于西峰镇西约18公里，寺沟口位于西峰镇东北20公里），最近距离相隔仅十公里。说明当时人们的分布日益广泛，人数已经增多，又由于生产工具较前有了显著的进步，狩猎和采集经济也随着发展，取火的发明，增强了人们与自然斗争的力量，可以在一个地区较长期地定居下来生产和生活。因而这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也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大概人们的婚姻关系已经脱离了早期群体的群婚状态，已经进入了“血缘家庭”时期，这种婚姻关系是适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用血缘婚姻的纽带来维护集体生产的群体。这是从原始人群向氏族制度过渡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原始群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仍实行杂交；血缘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氏族制度由此就开始萌芽了，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组织已进入氏族公社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由此说明，就目前所知的材料，甘肃至少远在十多万年前就有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他们能制作各式石头、骨质工具和可以推想的木头工具，顽强地与自然界作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所处的社会组织，他们经历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的初级阶段，并在伟大的生产斗争中，把原始社会推向更新的阶段。
甘肃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不仅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科学地说明甘肃远古的历史，而且甘肃东部地区在地质学上处于华北黄土高原的西部，自上新世到全新世的地层发育完整，应该还有更早的人类遗址保存下来。同时，这个地区又是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闻名的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都不很远。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距甘肃也不远。现发现的甘肃旧石器的特征，与上述华北地区的旧石器都有许多类似之处，如以石片石器为主，加工方法以单向反面修理和石锤直接打琢为主，这些都呈现出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这对于说明远古时期我国华北古文化与西北地区的交流和发展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对驳斥苏修御用学者散布的“中国远古文化西来说”的反动侵略理论，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打倒“四人帮”后，甘肃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正在健康地发展，随着新的科学资料的不断出现，甘肃旧石器考古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收获。
原刊于《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注释】
[1]920年在庆阳发现的旧石器，一直没有说明它的出土具体位置。近年来，经省、地文化主管部门多次采访调查，核实这个地点在庆阳城北50公里的赵家岔，现属华池县上里元公社银坪大队郭咀子生产队。
[2]《韩非子·五蠹篇》（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9《五蠹篇》，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2页。——编者按）。
[3]《路史发挥》——注引《拾遗记》。（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869《火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81页。——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