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西北边疆考古通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并不晚。近代以来，许多日本、欧美国家的“学者”“探险家”如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科兹洛夫、大谷光瑞等打着不同的旗号，纷纷到西北“考察”和“探险”，致使很多珍贵文物遭到破坏和掠夺。20世纪20年代，瑞典安特生也到甘肃、青海考察。我国老一代考古工作者黄文弼、徐炳昶、陈万里、夏鼐、裴文中、向达、阎文儒等为西北考古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田野考古的调查和发掘，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推动着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不断进步。考古学虽属年轻的学科，但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发掘和研究逐渐推向边疆广大地区。有关边疆地区，古代文字记载存在不足和局限性，所以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更加显著。科学发掘古代的遗迹和遗物，并加以分析研究，对于探索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揭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强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资料大量发现，许多遗存的水平之高足以和中原相媲美，而且时间上也不晚于中原。过去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说法受到冲击。伴随着文明起源问题的升温，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也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新资料和重要的参照。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遗物、大型房屋建筑和坚硬的地面证明，西北地区对中国文明起源也曾经做出过突出贡献。苏秉琦先生曾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支蜡烛，而是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后，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1990年以来，西北边疆的考古成就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西北边疆考古的研究，对于探索考古学文化的演变与人类的迁徙、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于我国边疆考古学，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不过大致应当是根据我国古代边疆地区遗留的各种遗存来研究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环境变迁等，以助于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边疆考古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目前学术界对于东北边疆、北方边疆、西南边疆考古研究较多，西北边疆考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西北师大地处“大西北”，积极谋划开设本课程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积极的尝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北边疆考古日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