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陆海“丝绸之路”的路线
开禧二年（1206年），漠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蒙古帝国以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诸地，称霸欧亚。残酷的战争，征服了敌人，劫掠了土地；但也冲破了封闭的疆域、踏开了闭塞的“丝绸”通道。为了经营征服之地，蒙古帝国于“丝路”沿线广置驿站，使其“星罗棋布，脉络相通”，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贡帐，饥渴则饮食”[12]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发展到了一个巅峰，与陆路丝绸之路相比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如元初词人张显在其《荤下曲》中云：“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在提到泉州港时称之为：“世界大港口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口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13]元代通过泉州港与大都贸易的有四十余国，远超前代。
1．陆上“丝绸之路”线路
就中西陆上交通来看，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再一次打破了中西交通的障碍。这也为中西交通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往历史学家考察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时多将长安或洛阳认为是最初起点。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沙漠、戈壁广阔），所以导致交通线路的走向多具有重复性和单一性。具体来看，大体有三条路线。其一入河西走廊之敦煌，沿河西走廊后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诸地；其二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绿洲西行，经吐鲁番、喀什格尔，翻越帕米尔高原入中亚；其三通过走天山北路向西行，穿过准格尔，由天山南入中亚。可以看出沙漠、山脉是西行选择的绝对障碍，绿洲河谷则是其必然选择。
蒙元起源于漠北，其后都城由漠北迁大都。元初陆路丝绸之路也具有其他王朝所不具有的特征。即两条“丝绸之路”有条件的并行。所谓两条“丝绸之路”是指：一条陆上丝绸之路；一条草原丝绸之路。所谓有条件并行是指：打破了以往两条丝绸之路沟通的区域性障碍，从哈拉和林到大都的交通进行了政权下的一体化整合。正如向达先生所言：“从大汗国到西亚一带，只要一道金牌，便可如履康庄大道，到处无阻。”[14]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除了少量的贡使贸易和互市贸易外别无沟通。这一特征当是蒙元世界性帝国所决定的，体现在交通上就是无障碍性。从具体的交通路线来看与前代多有相似，但也有新意。如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载的归程路线就与以往略有不同。鄂多立克在大都游历两年后又由大都出发，经蒙古草原至东胜（托克托城）后入甘肃，继而又从甘肃入吐蕃（西藏），最后从中亚、阿拉伯回到意大利[15]。通过吐蕃回国的传教士这是第一次，这也成为元初陆上丝绸之路的新尝试。
漠北既是蒙元崛起的地方，也是蒙元统治的核心地带。陆上丝绸之路的完美构建，并没有使其放弃对原有草原丝绸之路的经营。这既是对草原贸易交往之路的有效继承，更是蒙元巩固统治、联系内外的需要。蒙古帝国时期以漠北哈拉和林为都，定鼎中原后迁都大都，但哈拉和林仍然是其统治的核心。在元大一统格局下，以大都为中心，以哈拉和林为中转的草原丝绸之路走向了历史的鼎盛时期。大量的传教士和商贾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走向哈拉和林。如在元上都出现了专门供外国人住的馆舍。考古工作者在蒙古草原发现的元代集宁路古城，出图的大量文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蒙元时期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以及东西方贸易交往的盛况。这也是陆路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共同繁盛的重要见证。
2．海上“丝绸之路”路线
就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元代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拓宽海上丝绸之路。虽然蒙古骑兵不善水，但却从未放弃学习。如《元史·刘整传》载灭南宋之时：“我精兵突骑，所挡着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奋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兵则事济矣”乃“造战舰五千艘，日练水兵”。这些都为元开拓海外丝绸之路积累了经验。在灭南宋后，虽四次[16]实行海禁，但影响不大，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依然是主流。大规模的对外海战（尤以爪哇之役）也为元扫清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障碍。
元初继承了南宋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也继承了以往开辟的海上丝绸贸易之路。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数目繁多，但总体来看，元初海外丝绸之路主要还是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其一是通过南海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西洋”交通线；其二是通过东海与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的“东洋”交通线；其三是与连接东南亚诸地的“南洋”交通线。往来于“西洋”航线的商贾和传教士络绎不绝，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统计，与元贸易的国家达50余国。元通过“西洋”航线最远到达了今天的北非、红海沿岸。开拓“南洋”航线也是元用力最深之处。如发动爪哇之役，虽失败，但却打通了海上交通线。此外通过招抚保障了斯里兰卡港口的畅通和安全。“东洋”航线，主要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往来贸易。虽然元初征服日本失败了，但海上丝绸之路却并未中断，与其他航线相比更显独特。如元初大量的粮食、金、银等禁榷之物通过“东洋”航线被运往朝鲜和日本。这在其他航线是不多见的。这也是中国与此地重要关系的最好体现。此外近海漕运巷道的开辟也进一步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
为了解决大都的粮食短缺问题，元帝国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将江南粮食运送至大都。最为重要的就是元初重新疏通大运河。大运河俨然成为了内河漕运的中心。但相较于近海漕运而言，大运河运费高昂。为此元初开始大规模的开拓近海漕运，并将其奉为“国计”。《元史·食货志》载：“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17]其航线大致有三：其一由江苏太仓出发，经崇明沿岸北行，最后从海河口进入大沽；其二由江苏刘家港出发，走远洋航线；其三由宁波如刘家港走远洋抵大沽，这是黄庆元年开的新航道。通过这三条航线，大量的粮食运送至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都粮食短缺的问题，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新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