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余论
近30年来，敦煌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已成为国际学林中的一门显学，陈寅恪之预言已成事实。敦煌学研究的基本领域，随时代演变及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扩大，呈由小到大、逐渐丰富之势。由最初的对藏经洞文书研究，逐渐扩大至石窟建筑、壁画艺术、历史地理、简帛遗址等领域。李并成主编的《敦煌学教程》曾指出：“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该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由于许多敦煌学家身兼教职，他们的敦煌学研究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敦煌学教学史。因此，敦煌学教学史也是敦煌学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敦煌劫余录》是敦煌学研究以藏经洞遗书为主体研究范围时期的代表成就，那么，何乐夫、黄文弼、冯国瑞、阎文儒先生的教学及科研活动就是敦煌学研究范围扩延至石窟艺术、简册、考古等领域的时代写照。或以为，在当时看来，他们的教学或一些科研活动并没有以敦煌遗书、莫高窟为中心，最多只能算是敦煌学的分支、边缘甚至衍生学科，但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直接推动了敦煌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及研究的深入。何乐夫、黄文弼、冯国瑞、阎文儒等先生的任教，意味着在20世纪40年代，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与石窟遗址考察及河西史地研究等有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认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内容与敦煌学研究范围呈同步扩大之势。
陈垣、何乐夫、黄文弼、冯国瑞、阎文儒等先生对敦煌文献、石窟艺术及考古、河西史地、西北出土简册及古文明的卓越的研究及教学成就，奠定了西北师范大学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教学重镇的基础。
本文以《二十世纪前半期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述评——以学者任教期间的活动为中心》为题原刊于《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
【注释】
[1]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2]陈垣：《敦煌劫余录》，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3]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8、310页。
[4]孟列夫主编，袁席箴、陈华平翻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何乐夫：《西北考古记略》，《读书通讯》1942年第52期。
[6]何乐夫：《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新西北》1944年7月12日。
[7]参见乔今同：《何乐夫与甘肃考古工作》，李荣堂等编：《兰州人物选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4—186页；《西北师大校史》编写组：《西北师大校史》，2002年版，第29页。
[8]《城固教育概况·移来学校及文化团体》，1940年10月印行，藏城固县档案馆，本处转自《西北师大校史》。
[9]（英）斯坦因著，黄文弼译：《敦煌取经记》，《小说月报》22卷，1931年第5期。
[10]黄文弼：《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东方杂志》28卷第17期，1931年。
[11]黄烈：《黄文弼先生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李鼎文：《读冯国瑞先生〈绛华楼诗集〉》，《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13]冯国瑞：《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和平日报》1947年5月27日。
[14]冯国瑞：《麦积山西窟万佛洞铭并序》《麦积山近六年来文艺写作简记》，《和平日报》画刊，1947年9月11日。
[15]刘再聪：《张大千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
[16]刘雁翔：《冯国瑞对甘肃石窟寺的研究及其贡献》，《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7]李浴：《一段重要而难忘的经历——敦煌艺术研究所二年》，《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
[18]阎文儒：《麦积山石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