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垣

1929年，陈垣先生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教授。次年，《敦煌劫余录》出版，该书是陈垣专为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所做的目录。1921年和1928年，陈垣先生两次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对馆藏敦煌经卷非常关注。他将文书按部排比，略仿北宋赵明诚《金石录》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最终完成《敦煌劫余录》。胡适称“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陈寅恪更视其为“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乏之工具也”。陈垣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虽不在敦煌学，但他对敦煌文书极为看重。在《敦煌劫余录自序》中，陈垣高度评价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价值：^[2]

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账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

另外，陈垣还出任北京“敦煌经籍辑存会”采访部部长，计划将公私所藏敦煌经籍汇编为一总目。他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也集中成熟于这一时期，如：1922年出版了《火祆教入中国考》，1923年出版了《摩尼教入中国考》。其研究敦煌文书的名篇《跋西凉户籍残卷》虽然出版于1963年，但起步则是1920年。他经常将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课堂上讲授，他曾经说过：几个月研究的成果，有时候还不够一节课所讲。他强调真正的学问，认为江浙一带文风很盛，科举人才多，而北方则出学者。张之洞《书目答问》不但告诉人们什么是学问，如何做学问，更可以“指导一代学风”。因此，他非常重视目录学的积累。针对敦煌文书等大量汉籍遗珍被劫往国外，汉学研究中心不在中国的情形十分痛心。在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谈会上、1928年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1929年在北平师大讲课中，陈垣都曾呼吁：现在研究中国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法国、日本。他们研究我们的历史比我们自己还有成绩，我们应该把这个中心夺回来^[3]。《敦煌劫余录》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据目前资料可以认为，陈垣先生首次将敦煌学目录方面的内容引进了课堂。《敦煌劫余录》的面世，正式奠定了西北师范大学对藏经洞文献进行文书研究及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也牢固确立了西北师范大学在国际敦煌学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此后，自西北师范大学教师之手者还有第一部敦煌学单行本目录《敦煌学论著目录》、有关敦煌学的专科目录《敦煌·吐鲁番学工具书目》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是中国学者系统了解俄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部目录，因而，“在敦煌学界引起巨大的震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