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妇宴饮题材
该墓画像砖用墨线分上下二格，宴饮内容位于画像画面的右半部。为墓主夫妇并坐于同一张M369壸门榻上，双人均拱手，着交领袍服，正在观赏百戏表演。榻前置栅足长几。二人身前上方置一组酒具，有曲足方几，上置樽、勺，方几前置酒瓮，一侍者在取酒（图1）。
夫妇宴饮，是汉代以来的墓室壁画中的传统主题。两汉中原地区及边远地区的墓室壁画中，均可广泛见到此题材。画面中夫妇或相对而坐，或各有区域，酒具通常置于夫妇之间或宴饮者面前，以酒樽、承镟、勺为固定配置，耳杯置于宴饮者前面或一侧。河西魏晋墓室壁画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敦煌、酒泉、嘉峪关壁画墓中均有宴饮图，几乎成为墓室壁画中不可缺少的题材。如敦煌西晋墓葬佛爷庙湾M1的夫妇宴饮图，位于墓室后壁，与河西常见的小砖画不同，这幅宴饮图属大通幅式壁画。画面上方绘帷帐，墓主夫妇在帐中相对各坐于榻上，榻前置栅足长几，夫妇二人均双手拢起于胸前，侍者手持盘杯立于帐外二侧（图2）。嘉峪关西晋时期的M6，夫妇宴饮位于墓葬中室的两壁，分别表现男女墓主居家宴饮（图3）。河西地区发现的其他墓葬的夫妇宴饮图像大体相同。
河西地区墓主夫妇宴饮的图像，不论是夫妇对坐宴饮还是分居墓室两壁的宴饮，均有一个图像规则，即画中的夫妇不并列而坐，没有出现过同榻而坐的例子。他们或相对而坐。作为宴饮图配置必不可少的酒具，有的夫妇二人中间置成组酒具，如嘉峪关M7（图4）；有的仅相对而坐，如敦煌西晋佛爷庙湾M1，以示家庭宴饮；或女墓主与男墓主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如墓室相对的二个壁画分别表现男女墓主，如嘉峪关M6。酒具组合大多为酒樽、承镟、勺，旁列酒杯等物。也就是说，在表现男女墓主宴饮的图像中，均选择了夫妇各居其位，分开而坐。河西地区出现单独墓主形象的墓葬也不在少数，但这些画像中，或只有男墓主，手持便面独坐，或女墓主与孩童在一起，如敦煌佛爷庙湾M39（图5），未选择用夫妇宴饮的图像来表现家族形象。
敦煌祁家湾M369的宴饮图像中，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宴饮图像中的几处表现，与河西魏晋时期壁画墓有着明显差异。最为明确的不同，即墓主人夫妇并列共坐于同一张大榻上，且背后似有背屏（画迹模糊）。以往图像中的成组置放于墓主夫妇间的酒具，此时其位置被置于夫妇身侧。酒具组合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曲足方几，方几上置常见的酒樽。魏晋时期的河西的酒具组合并无曲足方几，多见樽置于矮三足圆镟上或直接置于地面上。曲足方几早出现于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的宴饮图（图6）。宴饮图绘于墓室西壁中央，宴饮中心人物是男墓主。曲足方几位于墓主人面前的侧面，上置酒樽和勺，方几前置柙。柙为酒具，在河西魏晋墓画中，也可见到。酒具组合虽仍是河西魏晋时期壁画墓中可见的樽、勺、柙组合，而曲足方几上置酒樽及几前置酒柙的作法则是新式样，而且，在这幅图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成组的酒具被置于墓主人身侧。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的年代发掘者将其定为后凉、西凉、北凉之间[4]，而笔者认为属西凉初年的墓葬。也就是说，曲足方几及其上置酒樽的做法出现在西凉时期。
而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方几前置放的酒瓮。此物短直颈，丰肩，肩部一周纹饰。虽然现存画面残损严重，但仍可看出，瓮的肩部是尖向下的排列一周规矩的连续三角纹。祁家湾墓群发掘的117座墓葬，出土陶器中没有发现有此种纹饰的器物，均为绳纹和旋纹陶罐。在河西魏晋时期的壁画图像中也没有发现此种纹饰和器形。在天水出土的隋代粟特人石棺床上，有一幅图像的内容即石棺床编号为9的图像，画面中央置二个大酒瓮，正在接盛[5]（图7）。这两只酒瓮的形制，从线图上看，与祁家湾M369方几前的酒瓮形制上较为相似，尤其重要的，是它们也是作为接承酒具在做使用。酒樽、酒瓮之差，瓮代替了酒樽的位置，但酒樽却被置于方几之上，虽然是器物的不同，但也表明器物在使用方法和风俗上的不同。曲足方几、樽及酒瓮形成的组合，在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图像中可以看到相类似的，但这幅图可明显看出不是瓮，而是细颈瓶，这类瓶在墓葬出也有出土实物[6]（图8）。尽管如此，宴饮图中出现曲足方几及其与墓主人位置关系上，祁家湾M369与大同北魏墓室画像具有相似性，则表明西凉时期的这座墓葬与北魏时期的墓葬在图像上有着共同的表现方式。
如果向更远的时代追溯，墓室壁画宴饮题材中，出现墓主夫妇并肩而坐同一榻上的图像形式，最早见于河南偃师朱村东汉壁画墓。这座墓葬的宴饮图中，男女墓主同坐一张榻，面前置栅足方几，此几与祁家湾M369略有相似，但酒樽置于方几前，下有承镟。方几之上置列的是碗或杯而非樽，即不见几上置樽的做法。男墓主的面前还置一张小几，上置砚台等物。侍者分列两侧，立于帷帐之外[7]（图9）。几上不置酒樽，这似乎也说明，朱村墓中方几置杯或碗和祁家湾墓方几置樽，是不同的用法，也就是说，到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宴饮图中自汉代以来的传统酒具组合，发生了变化。
男女墓主人并列坐于同一张榻上的图像，流行于北朝时期。最早可见的北朝图像，如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太延元年（435年）7号墓，男女墓主同坐一张榻[8]（图10）。前述山西大同智家堡村石椁墓的墓主夫妇，共坐于帷帐中，后面有围屏，前面置酒具。同时可见到帷帐一侧，有侍者取酒的图像，酒樽置于长几上，此种图像形式，与敦煌祁家湾M369的形式完全相同（见图8）。而在这些北魏时期的墓室图像中，还可以注意到，不仅墓主同坐一张榻，宴饮酒具的配置位置也置于墓主身侧。酒具组合中，用于承樽的方几的式样，也与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及敦煌祁家湾M369中的完全相同。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平城的这些北魏墓室图像的年代，均晚于河西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及敦煌祁家湾M369。
夫妇宴饮图像在北朝后期的墓室壁画中虽然仍然存在，但使用成组的酒具，不再是具有汉代以来传统的樽、承镟、勺的组合，也不是樽、瓮方几及承镟、勺的组合，变成了具有域外风貌的组合，如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中，宴饮夫妇仍然同坐于同一张围屏榻上，但酒具及饮食具共同出现于夫妇间的榻上，二人手中持杯，而不是拱手[9]（图11）。此时汉代以来传统的表宴饮图像中的酒具组合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