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龛之间的浮塑交龙图像具有护法的意义
关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文献记载颇多。如王逸《楚辞·天问》注云：“女娲人头蛇身。”《淮南子·坠形训》：“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伪本《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拾遗记》：“蛇身之神，即羲皇也。”《艺文类聚》卷二引《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首。”
殷商以后中原地区的许多古器物上，常出现有“交蛇”或“交龙”的图案，如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1号大墓中出土的一件蛇形器，可能是殷代常见的交龙形象的一种[9]。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二龙”的传说，《国语·郑语》云：“夏之衰也，……有二龙同于王廷。”闻一多先生认为“同”就是交合作爱的意思[10]。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画在旗帜上的二龙相交的图像便叫做“交龙”，这种交龙的形象，可能是由宗教仪式所造成的。伏羲、女娲相交的形式可能表示男女阴阳相合以繁衍后代的意味，这是中国传统的对男女崇拜的一种形式。
但在不同的场合，其意义是不同的，二龙相交图案运用到佛教石窟中绝不会是代表男女相合的意义，而是与佛教教义相关系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具有护法的地位。
龙，梵语na^ga，巴利语同。音译那伽、曩哦。八部众之一。群龙之首，称为龙王或龙神。一般谓龙为住于水中之蛇形鬼类（或谓属畜生趣），具有呼风唤雨之神力，亦为守护佛法之异类。梵语na^ga为蛇之神格化，在印度神话中，乃人面蛇尾之半神，种族有一千，为伽叶波（梵Kas/yapa）之妻歌头（梵Ka=dru）所生，住于地下或地下龙宫。印度自古以来即有称为那伽之种族，其种族有多数之种别，散居于现今印度东北阿萨密（Assam）及缅甸西北部等地，崇拜龙蛇[11]。
龙及二龙常出现于佛教典籍中。
天龙八部，略称八部众，指天神、龙、蛇等护持佛法的八种守护神，此八部众皆系佛之眷属，受佛威德所化，而护持佛法。因此在大乘经典中，彼等也往往是佛陀说法时的会众。《舍利弗问经》等载“八部”是：天众、龙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迦。《舍利弗问经》：“……虚空龙神者，修建德本，广行檀波罗蜜，不依正念，急性好嗔故，受人非人身，如摩尼光龙王……”[12]
《法华经》卷一《序品》记，佛在耆阁崛山说法时，参加的有八大龙王（难陀、跋难陀、婆伽罗、和修吉、德叉迦、阿那婆达多、摩那斯、优钵罗），其中以难陀、跋难陀二龙王最受欢迎。诸龙王能兴云布雨，令诸众生之热恼消灭[13]。
《法华经》卷二《譬喻品》云：“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等大众，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大欢喜，踊跃无量。”[14]此中，“天”指梵天、帝释天、四天王等天神。果报殊胜，光明清净。“龙”，指八大龙王等水族之主。《妙法莲华经文句》卷二下解释说：“次列八龙者，难陀名欢喜，跋名善，兄弟常护摩揭提。雨泽以时，国无饥年。瓶沙王年为一会，百姓闻皆欢喜，以此得名。”[15]
有些经典里还记载了二龙王的情况。
法云在《翻译名义集·八部篇》中解释：“龙有四种，一守天宫殿，持令不落，人间屋上作龙像之尔。二兴云致雨，益人间者。三地龙决江开渎。四伏藏，守转轮王大福人藏也。……不可思议难陀跋难陀。文句云：难陀此云欢喜，跋此翻善。兄弟常护摩竭提国，雨泽以时，国无饥年。瓶沙王年为一会，百姓闻皆欢喜，从此得名。慈恩云：第一名喜，次名贤喜。此二兄弟，善应人心，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初令人喜。后性复贤，令喜又贤，故以为名。”[16]
《修行本起经》卷一讲太子出生后：“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17]《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也讲太子出生后“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18]。
梁沙门僧旻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四十六（鬼神部）：“阿修罗第一：大阿修罗王名曰罗呵，住须弥山北大海之底，水悬在宫，上为四风所持，城郭纵广八万由旬，内外七重，高三千由旬，金城银门，园池清凉，众鸟和鸣，去须弥山一万由旬。……月十五日，入海中央，化其形体。下水着脐，上窥须弥，指覆日月。日月天子见其丑形，皆大恐惧，无复光明。游瞩之时，有自然风。吹门开闭，吹地令净，吹华分散。有五大臣，一名捉持，二名雄力，三名武夷，四名头首，五名摧伏，侍卫左右。忽自念言，我有威德神力如是，而置忉利王及日月诸天行我头上，誓取日月以为耳珰。……时难陀跋难陀二大龙王，身绕须弥周围七匝，山动云布以尾打水，大海涌波上冠须弥。”[19]
以上经典和文献记载都说明：龙，作为八部众之一，与天众一样同属八部的上首，自然承担着护持佛法的重任。龙，系佛之眷属，受佛威德所化，而护持佛法，因此，在大乘经典中，也是佛陀说法时的会众。因而在佛教石窟造像中，龙的出现也就再自然不过了，是很正常的情况。由于龙王能保护须弥山上的忉利天，因而在八部护法中，龙也是很重要的护法。虽然佛经里没有明确讲到有交龙，但北朝时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石窟造像中的交龙也是属于护法的龙众。
云冈第1、10、12、16、25等窟的窟门上或窟顶上就有交龙的雕刻[20]，（图2，1、2、3）这都是护法的一种形式。敦煌、云冈、龙门和麦积山等装饰有龙图像的洞窟中，无论是交龙，还是其他形式的龙饰图案，都无一例外地是表现佛教中护持佛法的龙众。
图2 云冈石窟的交龙图像（均采自孔有生《云冈石窟白描资料》）
1.第10窟后室门楣 2.第12窟门拱顶 3.第16窟藻井
龙门古阳洞北壁第三层第二龛北魏杨大眼造像龛尖拱龛梁刻交龙缠绕须弥山[21]。该窟的比丘惠成造像龛、孙秋生造像龛、魏灵藏造像龛等在龛基上均雕刻二龙相交的图像（图3，1、2、3），而且这些龛的主尊都是释迦佛[22]。这更能说明二交龙是护持佛（释迦牟尼佛）说法的。
另外，在单体的佛教造像碑中，也可见到雕饰有护卫佛陀的交龙的图像，与麦积山169、69龛间浮塑交龙极为相似的图像，如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传为从陕西鄜（富）县带去的石造三尊像，其年代大约在太和二十年左右。为背屏式造像，用较粗的砂岩雕成。下部为长方形的台座，正中雕结跏趺坐佛，其所在的浅龛是由两条浮雕的龙组成的，龙尾弧形向下，龙身在佛头正上方相交缠，再曲身分向左右然后龙头相对上扬，龙嘴里吐出长长的舌头（图四，1）；北魏延昌二年铭石造天尊像头上方二龙交缠，龙尾在头两侧长长下垂，龙身盘曲向下，龙头外扬（图4，2）；北魏正光二年铭石造道教像，尖拱龛之龛楣是由两条交缠的龙刻成的；六世纪初的石造三尊像正面佛上方也是两条交缠的龙[23]（图4，3）。北朝时期还有很多交龙图像的例子，根据八木春生的研究，交龙图像在北朝时期的关中地区、陕北南部地区、河南北部地区、山东中部地区等地可见。像例有魏文朗佛道教造像碑、延昌三年（514年）张乱国道教造像碑、碑首有神龟三年铭（520年）锜双胡道教造像碑正面龛上、同年铭大原美术馆藏佛造像碑碑额上双龙交缠、北魏晚期吴洪標兄弟造像碑（药王山博物馆藏。图4，4）等[24]。
其实，在我国古代的许多其他非佛教题材的碑刻，其碑额上的装饰，最后发展演变为龙首，有二龙、四龙、六龙等。龙首图像的碑额装饰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碑刻装饰的固定样式，在后来碑刻的碑额装饰中非常流行。道教造像上所采用的交龙形式，是利用中国传统的交龙装饰题材，也是起到了护法的作用，与佛教造像上的交龙意义是相同的。
交龙的现象，只是佛教石窟中众多龙图像表现形式之一。伏羲与女娲的形象是交蛇或交龙，但是，交蛇或交龙的图像未必就是象征伏羲与女娲，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命题。
其次，在石窟窟龛中具有明显的装饰作用。
在早期石窟中，窟龛的装饰题材中较常见龙图像，以“双龙龛楣”的形式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敦煌石窟中，一般绘塑于中心柱东向龛的上龛沿，也有少数在中心柱其他面向的龛沿或壁龛。其构图形式为：以一龙身连接两龙头，呈口向下的半椭圆状，在上部龛沿绘塑，龙头一般对称地位于龛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莫高窟北凉272窟西壁龛上所绘的双龙龛楣，是最早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龙图像。河西金塔寺东窟中心柱东向面底层佛龛龛楣塑龙首，被认为是石窟中出现最早的龙首装饰。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双龙龛楣源出凉州且与毒龙石窟的意象相关[25]。与敦煌同时代的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石窟中的双龙龛楣，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例如：麦积山北魏133窟的第10、17号造像碑上所刻的双龙龛楣，与敦煌北魏251、254、257等窟的双龙龛楣的构图形式基本相同。另外，与云冈北魏第10、11、12、16、17窟及龙门古阳洞的杨大眼造像龛（正始三年，506年）的双龙龛楣也很相似[26]。
云冈第9窟前室北壁窟门上部门楣尾，雕刻二龙回首反顾，是作为须弥山腰守卫阿修罗天界的龙神。云冈第7窟中龛与龛之间相连的龙首，有雕刻成两龙首相向状的，也有雕刻成两龙首交颈相背状的[27]，这与麦积山69与169龛与龛之间的交龙龛楣装饰极为相似。
以上有关双龙龛楣的例子，充分说明龙的图像在早期佛教石窟装饰中的普遍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造像装饰内容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除了在石窟寺的窟龛上装饰有龙的图案外，在同时代的其他佛教遗迹中也可见到类似的装饰性的龙身体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汉魏洛阳城陆续发掘的北魏迁都洛阳后兴建的佛教寺院遗址——永宁寺及九层木塔基出土的佛教遗迹与遗物中，也可见到有一些龛饰、楣拱残件，有许多似龙的身体形象，而且还有几件做工精细的龙首塑像，这些龙首和呈圆柱状的龙身塑件，与上述龙门石窟古阳洞杨大眼造像龛等石窟所见龙首装饰的窟龛情况相同[28]，而永宁寺等遗址属北魏王朝的皇家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出现龙图案应与当时所流行的“佛即天子，拜佛即拜当今皇帝”的佛教思想有关，可见这种以龙为主要特征和核心元素的佛教建筑装饰在北魏迁都前后相当流行，其流行的原因可能与佛教的汉化有关。麦积山169、69窟的交龙龛楣装饰，其建筑装饰思想同样受北魏王朝当时主流社会的佛教思想的影响。
在强调龙饰的装饰性的同时，一些学者考虑到了石窟或造像上交龙或龙图像的汉化因素。如胡同庆即如是认为。八木春生的研究也强调了汉化的特征。八木春生认为，交龙图像在北朝时期的关中地区（耀县、临潼）、陕北南部地区（富县）、河南北部地区（新乡、辉县）、山东中部地区（青州、广饶、博兴）等地可见。这些地区都是中国传统图像流行的地域[29]。
我想大概是出于这些地区是中原的核心地区的缘故。许多交龙是与圆花纹样组合在一起的，林巳奈夫认为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图像，象征天帝的星和龙[30]。八木春生也认为是天帝及其侍从的龙，并认为造像碑所刻的龙是由碑侧螭首而派生出来，以及云冈、龙门所见由龙变形的尖拱额拱端等变化而成的。杨大眼龛的交龙也是表现汉民族传统的图像[31]。
图3 龙门古阳洞的交龙图像
1.孙秋生造像龛龛楣 2.杨大眼造像龛龛楣 3.南壁上段入口第一龛龛楣
图4 单体造像上所见的交龙图像（分别采自松原版l00b、松原《本文编》插图8、松原图版131a、八木春生《中国佛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とて》第76页图5）
1.北魏石造三尊像交龙 2.北魏延昌二年铭石造天尊像上方的交龙 3.北魏石造三尊像交龙 4.吴洪标兄弟造像上的交龙
诚然，中国古代的龙崇拜起源很早，龙的图腾形象也出现得相当早，由于帝王是龙的化身，所以中国古代对龙的崇拜与信仰十分普遍。无疑，龙是中国汉民族传统的图像。佛教在汉化过程中，必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相适应，在佛教图像的构成中，自然也会运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图像，如龙的图像。但当它出现在佛教造像上时，我们应该考虑它出现的特定意义，即应该考虑与之相关的佛教图像之间的关系及其所表现的作用。在佛教图像上，它应该是服务于佛教的，即用中国传统的图像表现形式来说明宗教的内涵。佛教典籍关于龙的护法意义阐述得非常多，当这一意义需要用图像来表现时，便借用了中国传统的龙图像，于是龙图像出现在佛教石窟或造像上，作为表现佛的护法的。除了一定的装饰性外，基本都出现在石窟的顶部、门的上方、龛的上方或佛造像的上方，起着护佑佛法的作用。在众多护法的龙图像中，交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