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程中的交往
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后，世界三大文明中心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东亚文明几乎同时形成。随着国家，尤其是帝国的形成，区域内文化趋同和对外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在“丝绸之路”开通前欧亚大陆有这么几次大规模的事件值得注意。
雅利安人迁徙 公元前2000年前后，居住在里海北岸的雅利安人，由于青铜的使用、内部的分化和气候的变化等因素，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向南一支到达了中亚和西亚；向东一支进入到印度；向西一支进入到欧洲；向东一支越过葱岭到达我国新疆的中部地区，甚至一部分到达甘青地区和河套一带。东迁的雅利安人，一部分定居于塔里木盆地，一部分长期游牧于我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他们不断与我国北方民族相互融合，有的成了华夏民族一份子[7]。考古发现，在新疆西部的伊犁河谷、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准噶尔盆地分布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8]遗存与南西伯利亚早、中期青铜文化有有着一致性。在哈密以东地区明显受内地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元文化风格。从整个中国西北和北方青铜时代早期铜器来看种类和形制上明显带有安德罗诺沃文化风格。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卡拉苏克文化[9]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勒泰山一带人群急剧增多，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卡拉苏克人群有大量的蒙古人种中国华北类型渗入，在这些已经起变化的居民中，还保留着过去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类型。卡拉苏克铜器群向西，仅在阿勒泰和托木斯克附近有所发现，再向西则仍然是安德罗诺沃形制占统治地位，相反在东部和东南部的贝加尔湖沿岸、蒙古和中国长城地区，却有大量卡拉苏克典型器物发现。这一现象表明他们与东部和东南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殷商刀币到绥远大刀到卡拉苏克刀，从商代戈的铜援、玉援到绥远铜戈到卡拉苏克铜斤，背部有环铜戈，到卡拉苏克铜戈等，可以证明卡拉苏克时期米努新斯科盆地新来居民与华北人的异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华北居民向北和西北的迁移可能在公元前1766—前1112年就已经开始[10]。
两周时期向西的拓展 周人兴起于陕甘一带，不窋时曾迁居戎狄间，武丁时迁往周原，季历时征服鬼方、攻打戎狄，文王时征服犬戎、和密（密须）并在克崇后迁都丰。东周孝王时，封秦人为附庸，秦穆公时灭戎人12国（一说20国），西出函谷关开疆拓土千余里，称霸西戎。从两周的发展史看，一开始就和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并不断向外开拓领地，迫使一部分戎人融入周族，一部分向西迁徙。考古发现，四坝文化时开始迅速向西推进，沙井文化之后甘肃地区彩陶文化消失，相反在新疆自东向西出现哈密地区的焉布拉克、天山南麓的察吾乎沟、伊犁河谷的索墩布拉克等彩陶文化，以至到达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费尔干纳盆地和楚斯特地区。这些考古学文化应与西退的戎狄，也就是后来的“塞种”、月氏和乌孙等古代民族有关。上述文化，以东方的彩陶文化因素为主，同时又受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已经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
塞人、月氏、乌孙西迁 公元前2世纪，西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大规模迁徙。首先是塞人西迁，塞人原居伊犁河、楚河一带，公元前2世纪末月氏“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王翻越帕米尔高原沿锡尔河进入大夏地，后又南迁到印度河流域。一部分从帕米尔地区分散迁移至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及克什米尔，一部分塞人仍留在乌孙和大月氏人的占领区。其次是月氏西迁，月氏原与乌孙同居于“敦煌祁连间”，公元前2世纪乌孙攻打月氏，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塞人故地，很快又在乌孙的继续追逐之下，“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11]，在阿姆河北岸建立政权，“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邱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12]。迦腻色伽统治期间，贵霜、汉朝、安息和罗马并称当时世界的四大帝国。贵霜王朝在连通东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迎毕试城内考古发现大量贵霜遗物，有来自中亚以及印度、罗马、埃及等地的青铜和金质首饰，还有大量精致的手工艺珍品。如：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希腊罗马的玻璃器皿、腓尼基的玻璃器等。再者是乌孙西迁，公元前176年前后，乌孙在匈奴军臣单于的支持下赶走月氏进驻伊犁河流域，军臣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乌孙收拾塞人和月氏遗留，以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为中心建立起乌孙国。乌孙立国后，不断向西南扩张，建立了休循、捐毒、尉头、无雷、西夜、莎车等诸小国，成为西域36国中最为强盛的政治势力。考古发现，在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发现了大量有关塞人、乌孙和月氏的文化遗存。
汉朝对西域的经营 为彻底排除匈奴的侵扰，自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汉武帝接连发动一系列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两次派遣张骞第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派张骞第一次联络大月氏抗击匈奴虽然未达所愿，但加深了汉朝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扩大了汉朝的政治影响，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一举措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度西行，说服乌孙与汉朝结盟共同抵抗匈奴。公元前109年，汉军破楼兰、姑师等。公元前102年又攻克大宛，次年在轮台、渠犁等驻军屯田，设置“使者校尉”。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先贤率部众归服汉朝，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销，汉朝设置西域都护。自此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
另外，在西方马其顿、波斯、罗马等地跨欧亚非帝国的建立，大大拉近了与东方的距离。中间地带的安息、大夏、康居、大宛等西域诸国，以及沿途一带的各个游牧民族的媒介作用。最终促成横贯东西、商旅不绝的“丝绸之路”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