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
仰韶文化雄踞中国腹心地区，彩陶盛行的仰韶前期长达1500年（前5000—前3500年）之久，实际是当时“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核心所在[65]。中国西部甘肃、青海、四川、新疆甚至西藏此后绵长延续的彩陶文化，都以仰韶文化作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彩陶的西传实际就是早期中国文化的西传。
仰韶文化等彩陶文化，以黄土高原为基础，本质上是“黄土的儿女”[66]所创造的一种旱作农业文化。在彩陶向西扩展的过程中，虽然会随着时地变化而程度不同地增加畜牧狩猎甚至游牧成分，但却始终保持农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彩陶的西传实际就是早期中国旱作农业文化的西传，反映的似乎是一些眷恋黄土的早期农民接力赛式西行而寻找新家园的景象。如果陕甘地区彩陶文化总体上属于羌人文化，则羌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8 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与楚斯特文化陶器比较
1～4.楚斯特文化（3为费尔干纳，余为舒拉巴沙特） 5、6、8．察吾呼沟口文化（哈布其罕二号墓地 M3：2，察吾呼沟四号墓地，M101：2，M66：2） 7．伊犁河流域文化（穷科克 M39：1）
概括起来说，“彩陶之路”就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也包括顺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渗透。“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3500BC、3000BC、2200BC和1300BC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通过这些路线，源自中国腹地的彩陶等旱作农业文化因素渐次西播，西方的麦、羊、马、车以及青铜器和铁器冶炼技术等逐渐渗入中国广大地区，由此还可能引发早期中西方思想观念方面更深层次的交流。总之，“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原刊于《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注释】
[1]李济：《古代中国文明》，《考古》1996年第8期。
[2]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地质汇报》第5号第1册，北京：北京京华印书局，1923年；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
[3]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4]裴文中：《新疆之史前考古》，《中央亚细亚》第1卷，1942年第1期。
[5]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6—273页。
[6]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8]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9]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
[10]韩建业：《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年增刊。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26—55页。
[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0页、474页。
[1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都县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3期，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图三五，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15]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87—414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17]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1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2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1期。
[21]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2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
[2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塔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及五坝山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24]李水城：《河西地区新见马家窑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135页。
[25]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26]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7]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格桑本、陈洪海主编：《宗日遗址文物精粹论述选集》，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2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工作队等：《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3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3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8—156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43—250页。
[3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9—77页。
[3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3—156页。
[35]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214页。
[36]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37]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04页。
[38]Mughal，M．R．，Halim，M．A．，The Pottery Pakistan Archaeology，No.8，1972，pp.33—110．
[39]Dikshit，K．N．，“The Neolithic Cultural Frontiers of Kashmir，”Man and Environment，No.6 1982，pp.30．
[40]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兼论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遗址与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联系》，《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41]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86—106页。
[42]约瑟夫·加芬克尔（以色列）：《试析近东和东南欧地区史前彩陶上的舞蹈纹饰》，《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4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1—161页。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5]西北大学考古系等：《甘肃敦煌西土沟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46]《酒泉西河滩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遗址》，《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4—48页。
[4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77—282页。
[48]李水城：《河西地区新见马家窑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135页。
[49]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7—490页。
[50]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5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9—153页。
[52]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80—121页。
[53]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54]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9-184页。
[55]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年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56]Louisa G.Fitsgerald-Huber，“Qiji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Early China 20，1995，pp.17—67；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57]青海省文管会等：《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5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5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
[6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6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考古》1999年第8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63]卢立·A.札德纳普罗伍斯基：《费尔干纳的彩陶文化》，刘文锁译，《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42—345页。
[64]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8—117页。
[65]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第1期。
[66]J.G.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prehistoric China，”Kegan Paul，Trench，Trubner.London，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