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雷台汉墓主人身份与“天马”殉葬无必然联系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钱中有“四出五铢”钱七枚。据《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三年，又铸四出文钱”[24]。中平三年为公元186年。结合墓葬形制和其它有关出土物，这座墓的时代大致属于东汉晚期。约当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时期（即公元186年—219年）。
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的最大特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共出土有铜车十四辆，铜马三十九匹（有八件马胸前刻有铭文），十七件铜武装骑士及二十八件铜奴婢。另有四颗银质印章和其他文物。
为了明确墓主人的身份，现将较能说明问题的马胸铭文和有关考证[25]，摘引部分如下。八件铜马胸前刻有铭文，依铭文内容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
兾张君骑一匹，牵马奴一人。兾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
兾张君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一人（兾《玉篇》：兾同冀。地名，西汉时天水郡有冀县。《续汉书·郡国志》汉阳郡下有冀县。冀县故城，据《嘉庆一统志》：“在今伏羌县”，即今日的甘谷县南）。
第二组
守张掖长张君郎君阿
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
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一人。
守张掖长张君后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二人（守，试为署理官职。《汉官仪》：“汉官皆试，守一岁为真”。《汉书·平帝纪》：注引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守，即为试用官。张掖长，张掖为汉武威郡属下的县。《嘉庆一统志》：“张掖县故城在今武威县南”。清人赵元普认为即现在武威县南一百二十华里之张义堡。长，《续汉书·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
第三组
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
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小车马, 御奴一人。
据《续汉书·郡国志》，武威郡属十四城，其中有“张掖”和“左骑千人官”的县级建置。而《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十县，十县之中有张掖县，不见有“左骑千人官”，可见武威郡属的“左骑千人官”乃东汉时增置。东汉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之后，有些郡仅置低于都尉的“侯官”或“左骑千人官”，例如《郡国志》所载的上郡，辖十城，末为“侯官”；武威郡辖十四城，末为“左骑千人官”，官是宫署，故治于城。《汉书·地理志》：武威郡属的休屠县条下本注曰：“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东汉时，武威郡仍有休屠县。据《嘉庆一统志》：休屠故城“在今武威县北”。东汉时增置的武威郡属的“左骑千人官”治所，很可能就在西汉的都尉治所熊水障。“左骑千人”和“张掖长”为三百石或四百石的官吏。《续汉书·百官志五》：“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26]
另外墓中还出土有四枚龟纽银印，印文已残，仅存“□□将军章”或“□□□军章”字样，按两汉制度，比二千石官吏可受银印，《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27]，颜注引《归汉仪》云：“银印背龟纽，其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也”。王先谦《补注》引王鸣盛曰：“二千石文曰章，故朱买臣传云：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据此墓出土的铜马三十九件、铜武装骑士俑十七件（附矛四、戟六），铜车十四辆（包括斧车、轺车、小车、辇车、大车、牛车各形），以及铜奴婢二十八件。这批铜车马、骑士、奴婢等，据考古学家按其组合关系，推测其排列次序应为：十七件铜武士骑战马领队，“铜奔马”在其后，再后为一匹主骑，从骑四匹（主骑马形体最大，高51厘米、身长41.5厘米，昂首，作嘶鸣状。鞍、辔等已失，仅存铜荐。荐面敷粉，画有奔马纹和云气纹，还有边饰），推测这件主骑为墓主人所乘骑。在后为斧车、轺车、大车、牛车和奴婢等。这个车马排列，据考与《续汉书·舆服志》载的出行图：“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县令以上，加导斧车”[28]等记载相合。
以上所引铜马三组铭文，车马出行次序，据研究者分析雷台墓主人之身份应为“□□将军”的夫妻合葬墓，或可称为“张某将军”的合葬墓。三组有铭文的铜车马和其“御奴”、“奴婢”等铜俑，则可能为墓主人属下的三位张君所赙赠的随葬物。
十分清楚，据出土铜车马的规模，墓主人身份既可以是“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的县令官（银印与墓主人无直接关系），也可以是公卿以下，县令以上的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吏（即将军银印为墓主人的身份）。换言之，即墓主人之身份最高为二千石之官吏。其他参加赙赠的官吏已清楚铭刻为三百石或四百石之官吏。
这里，我们要问，东汉晚年的三百石、四百石或二千石的官吏，能否殉葬和赙赠如上面所提到的皇室御用的“天马”问题。大家知道，秦汉皇室或宫廷的御用器物，是由少府、尚方、考工、尚舍等职官专掌的，其制造管理十分严格，任何人不经皇帝恩赐是不得私用或仿制的。否则，要犯“僭制”、“僭越”之罪，重者会被杀头或族诛的。据《汉书·条侯周亚夫传》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略同）[29]：
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日：“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周亚夫是讨平吴楚七国之乱的名将，立有大功，位至太尉，因欲下葬工官尚方所作之“县官器” （天子御用之物），竟下狱死，其封国灭绝。其他亲王、贵戚，因稍有“僭侈”而犯罪废黝和被诛者，例证甚多，不必多举。以此类推，武威雷台墓主人身份，其爵位最高为将军，其禄秩最多为二千石，其他赙赠者仅三百、四百石之县令，竟何敢仿用和私造皇家御用之物的“天马”作为葬器呢？所以武威雷台墓主人身份与皇家御用之物“天马”无必然联系。
至于说此墓的“铜奔马”体态剽悍、气吞斗牛、疾飞似箭，因而“其正确的称名自然应该是‘天马’”[30]。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因为在两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体态剽悍的铜马、木马、陶马、石马、鎏金马以及画像石浮雕马、壁画绘马……等，不计其数。是否都可以把这些体态剽悍、神情矫健之马统统称名为“天马”呢？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当然更难于合乎汉代“天马”的历史涵义。又说：“由于引入了大宛马，就大大改良了内地马，使汉朝良马迅速发展到三十万匹，到东汉时，天马已遍及内地”[31]。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大宛马的引进，改良了内地马，这是事实，但两汉时期，良马的来源，也不是仅从西方来，汉王朝与北方匈奴通过贸易和战争，也引进和虏获了不少好马，如《汉书·匈奴传》：“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虏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虏马牛羊二千余，……虎牙将军……虏马牛羊七万余……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蟊庭……虏马牛羊驴橐驰七十余万”[32]。另外匈奴还常向汉朝“献马”。所以到了东汉时，内地的好马确实增加了，即使这些好马有“天马”的血统，但我们也不能把东汉的良马三十万匹，都统统称名有“天马”。如果这样无限制地扩大“天马”的数字和涵义，那么，武威雷台墓中出土的所有铜马，只要体态矫健的，也可以统统称名为“天马”了。显然，这与特殊铸造的马踏飞鸟的“铜奔马”又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不能以马的血缘品种改良来混淆有特定历史政治涵义的“天马”。
有人说铜奔马所踏的飞鸟是飞燕，但从实物观察，飞鸟的尾部不像燕尾，不呈剪刀形，看来也不能称名为“马踏飞燕”。至于说飞鸟象征行空疾驰，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人说“铜奔马”是“天马”和“飞廉”的合铸体，或称名为“马踏飞廉”，又因为“飞廉”是“龙雀”，也可以称名为“马踏龙雀”[33]。这个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龙雀是飞廉，飞廉即风伯，这个说法没有错。但飞廉、龙雀是个什么形象的东西呢？定名者未谈清楚。关于“飞廉”的最早记载，见于屈原《离骚》，《离骚》在说到升天时说：“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或曰：“驾乘龙云，必假疾风之力，使奔属于后”。可见飞廉为风或风神。到了汉代“飞廉”便变成了仙人所乘之物。汉武帝爱黄老，喜神仙，听了方士之言，于“元封二年（公元109年）冬十月，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史记·封禅书》也说：“仙人可见，……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馆”。[34]“飞廉”注释引应劭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35]《淮南子·俶真训》：“若夫真人则动溶乎至虚，……骑蜚廉而从敦圄。”高诱注：“飞廉，兽名，长毛有翼”。《史记·司马相如传》引《游猎赋》有“椎飞廉”句，注引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象在平乐观”。[36]这条说得很清楚，平乐观所铸的“龙雀”之象，其上没有什么“天马”。据以上记载，都说明“飞廉”是个头上长角，鹿头鸟身蛇尾，其身有豹文的神兽，既是神兽，又名“龙雀”，必然是个庞然大物，所以张衡《东京赋》有“铜雀蟠蜿，天马半汉”两物互相对称之句，东汉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也是指两件东西。铜马和飞廉既是两件对称之物，而龙雀作为神兽的地位，升天翱翔，绝不会后让于“天马”，它岂容马踏其背乎？武威雷台铜奔马的照片和复制品，很容易见到，奔马足下的那只小鸟，确实很难找到它与神兽龙雀相似之处。
所以把武威雷台铜奔马定名为“马踏龙雀”，第一与文献记载不合，第二与墓主人身份也不符。这个说法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