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安特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要坚持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遵循的原则。
安特生不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首倡者，也不是惟一曾支持这一观点的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是法国学者拉克伯里。19世纪末期，拉克伯里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这一观点曾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广泛宣扬和利用。20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流行传播论，尤其是所谓文化圈理论极盛一时，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主张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寻找与欧亚大陆其它文化相接近的东西。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大都受过“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熏陶。傅斯年曾说西方人研究中国史最注意的是中外关系，以考古学而论则专注于“在中国遍求与中亚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彩色陶器之分布。”安特生认为中国文化“西来”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早期新石器文化。而在当时，中国境内确实没有发现早期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渊源的最后解决，是20世纪70年代在华北发现裴李岗、磁山等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后。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文化西来说”与其说是出于某些学者的偏见，还不如说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与其说是安特生的错误，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所以，不能过分苛求安特生。
安特生与德日进、步达生等一样，是中国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他们的考古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许可。安特生采集和发掘的标本大部分被运往瑞典，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1926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远东古物博物馆予以专门收藏。1929年，又出版《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发表以中国考古为主的研究报告，一年一本，延续至今。因此，将安特生简单地划为“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文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安特生的分期与年代的推定，至今在中国考古学界仍有影响。
原刊于《敦煌文化论集》（甘肃敦煌学学会编，东亚文化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考古）》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85—286页。
[2]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见《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1—10页。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53页。
[4]转引自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页。
[5]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考古）》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6]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考古）》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
[7]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考古）》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
[8]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考古）》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第282页。
[9]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21页。
[10]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考古）》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11]转引自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