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装饰艺术
尕马台M25出土铜镜的镜背绕镜钮起两凸弦纹圈,将整个镜背[38]分为圆形钮座、镜缘、主区三部分,镜钮已残,形制不明,镜缘较窄,沿着镜缘分布有七块大小不等扇形,每块扇形中填充有平行的凸斜线纹,衬托出未施直线段的扇形和素面的中部,使镜背整体呈放射状的不规则“七角星”。镜背纹饰类似的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件(传为临夏出土),绕镜钮起两周凸弦纹圈,中间区和镜缘内分别饰有多扇形,内填充有平行线纹,镜背呈放射状的十三角和十六角星纹[39](图4,1)。同样在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不同的是这件的主区和部分空间被扇形分割,但未见平行线填充,镜背主题纹饰呈放射状的十二角星纹,镜缘较窄,上设有两个小孔,外部密集排列一周小乳丁纹(图4,2)。这两件铜镜的年代虽然存在争议较大,大多学者认为是齐家文化时期或者稍晚时期的铜镜。

图4 早期铜镜
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上海博物馆藏
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装饰镜镜背大多运用繁密的细斜线纹装饰铜镜是早期铜镜的特点之一。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曾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北县征集1件,镜背以拱桥钮为中心饰五周阳弦纹,弦纹间填短斜线纹[40]。青海湟中县共和乡前营村发现一件形体显得厚重,铸作粗糙,镜面微微鼓起,镜背中央有小桥钮,钮外饰锯齿纹,主区饰两周双阳线弦纹,中间饰粗疏密的短斜线纹,直径5.5、厚0.12厘米[41]。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两件,镜背以拱桥钮为中心饰两周阳弦纹,弦纹之间饰密集的短斜线纹[42]。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镜,该镜为较规整的圆形,镜背同样以桥形钮为中心饰阳线纹为特色,只是这件镜背为七圈阳弦中间饰细密规整的短线纹,墓的年代属殷墟文化晚期偏早,是目前安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唯一的一件商代多圈短斜线纹早期铜镜[43](图5,2—4)。新疆天山北路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44](图5,1)。这件铜镜形体显得厚重,纹样稍显粗疏,镜面平直,镜背有较宽大的桥钮,正视钮呈正方形。镜背以钮为中心饰四圈阳弦纹,弦纹间饰短斜线纹[45]。

图5 早期铜镜
1.天山北路墓地 2-4.殷墟妇好墓
无独有偶,类似此类图样和装饰形式在新石器时代的白陶上也有大量发现[46],如在坟山堡遗址[47]发现的一件器盖上的图案分为三圈,外圈就刻画有八角形纹饰(图6,1),无论从构图形式、图案风格和尕马台齐家文化铜镜如出一辙,但年代距今7700—7300年[48],另外在汤家港M1、M103出土的二件白陶礼器上也刻画有相近的纹样(图6,2、3),年代距今6800—6300年[49]。白陶作为史前时期重要的礼器在长江流域广泛发现之外,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遗址,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也有少量发现,白陶主要出土于大型遗址的高规格墓葬或者史前大型祭祀场所中,多数为具有象征身份或者是礼制意义的祭祀器物,很少见生活用器。目前的发现表明南方地区的白陶出现时间最早,中原地区的白陶受海岱地区的影响较为直接,且中原地区的白陶,纹饰多仿制青铜器之上的纹饰[50],同样大多出自大型墓葬或者为祭祀等使用的礼器,白陶的消亡是伴随着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的[51]。近年来在喇家遗址发现了少量的,为高铝质的硅酸盐材料[52],无疑,尕马台铜镜上的七角纹纹饰应当是齐家文化受东方文化扩张和影响的结果。

图6 刻纹白陶与八角形图案
1.坟山堡T9H13上:8 2.汤家港M1:1 3.汤家港M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