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墓室壁画是古人为安葬逝者而修造的墓葬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题材都要围绕墓葬设计者的意愿来选择和组织，因此它首先反映了当时的丧葬观念。或者说，壁画设计者不是要通过这些画面向今天的人们传达魏晋的历史，而是为了奉死送终。当然，画面脱离不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所以，经过对画面的分析，可以探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的状况。
魏晋墓壁画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河西重要少数民族。汉代开发之前，河西走廊已是众多民族蕃息之地。月氏、乌孙是最早的两支。古代羌族与河西也有关系，曾经在河西一带繁衍发展。秦汉之际，匈奴驱逐月氏、乌孙和羌人，一度称雄河西。河西四郡设立后，汉族人口大量涌入，汉族也成为河西主要民族之一。
魏晋十六国时，“夷虏内附”，周边民族内徙增多。在河西走廊，就有“赀虏”、卢水胡等。“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25]。确切地说，赀虏是匈奴族遗留在河西走廊的一支力量，是一个以匈奴为主体，混合了羌、丁零、西域等民族成分在内的群体。卢水胡与赀虏类似，是匈奴支裔，原世居张掖黑河流域，后来聚集力量，壮大于河西[26]。另一民族是“河西鲜卑”，它是魏晋时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众多鲜卑部落，以秃发部最为强盛。氐族吕光建后凉，秃发鲜卑建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北凉，它们一度成为河西的统治民族。众多民族迁入，使得民族构成更为复杂，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墓葬壁画中出现的氐、羌、鲜卑、龟兹等少数民族形象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体现。
壁画反映出魏晋时河西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河西早期的居民，以从事畜牧业为基础。河西走廊水草丰盛，宜于畜牧。汉武帝后，河西的农业经济兴起，但是畜牧业仍然继续发展，故有“河西畜牧为天下饶”之说。众多游牧民族，如羌人、鲜卑、赀虏等，它们的畜牧业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长期居住在河西的汉族，作为主体民族除了经营农业以外，有的也兼营畜牧业，他们的田庄里往往牛马成群。墓室中大量的少数民族放牧情景印证了河西走廊畜牧业的发达。
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给农田灌溉提供了便利。西汉中期后，河西的农业逐步发展。许多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虽然以畜牧业为主，但农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再加上魏晋统治者“劝课农桑”，奖励农耕，河西走廊演变成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农作图、采桑图中披发或深目高鼻者，就是对某些少数民族生产状况的写照。
河西走廊多民族杂居，这是实现融合的先决条件，也有助于民族融合。内徙民族的汉化是总趋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魏晋时的氐族，“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27]。但各地区不尽相同，河西就曾经出现鲜卑化、匈奴化，特别是羌化等现象。各民族相互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上都会造成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异源同流的发展趋势。历史上曾经存在羌、鲜（卑）不分的现象，可能与融合有关。史书记载，“羌胡被（披）发左衽”[28]，河西鲜卑也曾经“被发左衽”[29]，服装、发式有共同之处；鲜卑人有以穹庐为舍的生活习俗，羌人也有居穹庐的传统。穹庐，即帐慕、庐帐，适合游牧。它很可能是游牧民族比较普遍的用品，不一定为某一民族所独有。具体到壁画上，酒泉西沟的汉族男子与羌女可以看作是融合或通婚；披发羌女回穹庐一方面属于融合，另一方面来看这本身就是羌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河西走廊是沟通中西的要道。壁画中的龟兹人和丁家闸5号墓的腰鼓[30]，可证实十六国时期西域乐舞（龟兹乐）已经传入河西。龟兹乐所用乐器除笙箫外，主要是鼓，有毛员鼓、答腊鼓、腰鼓、羯鼓等多种，北朝至隋唐时，在中原风靡一时。
河西走廊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存在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压迫。汉族统治者往往排斥、压制异族，有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少数民族大多出现在墓室的采桑、农作、畜牧、守卫、运输、炊事图等画面中，而宴饮、出游、狩猎图中则见不到他们的踪迹。不同容貌和装束的各民族共同生产，反映了河西地区的民族关系，他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推动河西的发展和进步。
图1 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一）
图2 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二）
原刊于《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
【注释】
[1]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2]陈寿：《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8页。
[3]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4]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94页。
[5]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6]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7]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5页。
[8]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11]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12]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5页。
[13]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页。
[14]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15]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16]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17]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18]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19]房玄龄：《晋书》卷97《四夷·龟兹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3页。
[20]甘肃省文物队：《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21]（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2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2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陈寿：《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9页。
[26]赵向群：《五凉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27]陈寿：《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8页。
[28]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8页。
[29]房玄龄：《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45页。
[3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