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与“中国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研究甘肃、青海地区的古代文化，得出不少结论，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文化分期和“中国文化西来说”。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提到：“夫花纹样式，固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续。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4]。安特生认为，安诺与河南的彩陶有不少相似之处，“陶器关系甚密”，“相似之点颇多”，有“同出一源之感想”。究竟是仰韶影响了安诺，还是安诺影响了仰韶，他没有妄加推断。尽管两者“花纹样式”接近，也不排除“独立创作”的可能性。在当时，这还是个未知数。但安特生推测“河南古址与近东古址之间，必有其连接之迹”，到甘肃、青海考察，“可望发见新石器末期文化迁移之证明”，有利于探求两者的关系^[5]。

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考古收获“颇出意料所及”。他分析指出，齐家期陶器中的“薄肉瓶”，“系浅灰黄色之陶质，此器领部颇高，表面光滑，有大耳二，就全体而论颇与希腊及罗马古代之安佛拉有几分相似之处”^[6]；“齐家期之压花陶器与其来自北欧及西伯利亚者极为相似”^[7]；沙井期中的部分陶器，“显与苏萨陶器之有鸟形花纹者极为相似”^[8]。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更早的遗址没有发现，甘青地区又出土大量精美的彩陶，使安特生相信了李希霍芬的中国文化起源于新疆的假说。安特生认定中华民族是从新疆迁入黄河流域的，新疆是中国人种和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一步推断新疆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进而得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西方的“新文化”与中国原有的文化融合形成中华文化。

安特生的结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争论。瑞典学者高本汉认为安特生的推论与考古学上的发现自相矛盾。如果中国文化从新疆而来，那么史前文化的各种因素在甘肃应该比在河南表现得更充分。但是，（1）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鬲之属以及瑗戈等物，罕见于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中；（2）甘青地区的石刃骨刀等也不见于河南的遗址里；（3）甘肃所出大量彩陶并非与河南仰韶彩陶完全一致。高本汉认为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受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以鼎鬲之属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后同化了以彩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9]。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的观点与高本汉的观点相近。中央研究院李济、吴金鼎等人主张彩陶文化发源于中原（河南、陕西和甘肃），后传至陕西、甘肃，再传到西方，即彩陶文化源于中国。但在那时，无论是滨田耕作和高本汉，还是李济和吴金鼎，要驳倒“中国文化西来说”确实缺乏必要的证据。

应当承认，安特生关于仰韶彩陶与西方彩陶的对比是比较片面的，他主要集中在彩陶的纹饰上，陶质、形态、制作技术、烧成温度、色彩等方面几乎没有考虑；即使纹饰也不是就整个陶器的纹饰而只是抽取某几个例子进行类比，其偏差可想而知。尽管甘肃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得多，但是单凭彩陶多少来确定传播方向是很不科学的。况且与仰韶进行对比的安诺、特里波列、苏萨等遗址本身的年代并不确定，事实上还存在很大的混乱。

在《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将甘青地区的古文化分为6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深知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所以特别强调：“各期先后不能完全无疑，其绝对年代尤只能知其概略”^[10]。安特生的分期有3处错误值得注意：一是齐家期与仰韶期的倒置，他曾发现齐家坪遗址出土彩陶，但还是归结为“上述陶器相近之点似只能视为偶然之相符而已”；二是最晚的沙井期也在商代以前；三是考古发现并未证明甘肃仰韶早于河南仰韶。1945年，夏鼐先生从地层上证明了安特生的错误，并予以纠正。安特生必须证明西方彩陶早于甘肃，甘肃彩陶早于河南，才能回答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质疑。但他当时无法断定甘肃彩陶是否比河南彩陶为早，从而使得“西来说”缺少切实的证据。不过安特生的态度是诚恳的。1943年，安特生发表《中国史前史研究》，其中说到：“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论甚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11]，显然是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