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奔马”应是“马神——天驷”
上面我们论述了汉代“天马”的特定历史涵义，也说明了武威雷台墓主人身份与殉葬“天马”不合乎当时的丧礼。那么这件“铜奔马”应如何称名才合于它的历史实际呢？
我们认为这件铜奔马应称名为“马神——天驷”。
我国在商周时代，打仗用车战，一辆兵车用四匹马拉。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仿效北方少数民族，提倡“胡服骑射，改用骑兵作战，不论车战或马战，都离不开马，所以说：“行地莫如马，马者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之持以取胜也”[37]。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对马的畜养是十分重视的。历代都设有专门畜马的职官，甲骨文就有“王畜马，在兹 ”（释厩，马舍）（宁沪1.521）“贞、多马亚，其有咎”（马、亚都是官名）（前5、6、5）。古人迷信，随之也产生崇拜和祭祀马祖神的礼仪。据《周礼·夏官》记载，有专管“王马之政”的“校人”，每年春夏秋冬四季都要祭祀马祖神，如“春祭马祖，执驹” （即求祷马的蕃息），“夏祭先牧，颁马攻特”（郑司农云：“攻特谓 之”，即求祷便于乘骑），“秋祭马社、臧仆”（郑司农云：“臧仆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即求祷便于驾驭），“冬祭马步、献马” （郑注：“马步神为灾害马者；献马，见成马于王也”，即求祷马免于灾害，而献成马于王）。可见马祖神的灵通十分广大，那么，马祖神是什么形象呢？据郑玄注：“马祖，天驷也，又《孝经说》：房为龙马”。贾公彦疏：“马与人异，无先祖可寻，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又《尔雅·释天》：“天驷房也”，注云：“房四星谓之天驷”。
据以上记载，二十八宿的东方苍龙七宿——角、元、氐、房、心、尾、箕的第四位房星，又称为“天驷”，此即古人信仰的马祖神。秦汉以前，以天上的星宿——天驷为马祖神，后世便转化为人格化的“马王爷”或“马王神”了。既然是神，所以无论昊天上帝之神（如后世的玉皇，天帝等），以及山川百神（如后世的东岳神、西岳神、龙王神、土地神等），人人都可以崇祀礼拜，皇帝可以祀，百官臣民也可以祀。礼天拜地，祭享牛王、马祖，对谁都没有限制。对崇仰“马祖神”，凡养马者自然会成为他们祭祀尊奉的对象。
武威雷台汉墓主人既为张姓将军，赙赠者又为“左骑千人张掖长”，墓中武装骑士车马成行。表明张姓将军是率领骑兵戍卫武威郡县边防的。为了他率领的骑兵队伍的壮大，生前供奉祭祀马祖神——天驷，死后为了护卫其尊荣而进入幽冥世界，在墓中殉葬其“将军”银印，并在骑兵车马行列中安置马祖——天驷，便是很自然合理的事情。形体最大的一匹铜马——主骑，在骑荐上就敷粉彩绘有奔马纹和云气纹，无疑也象征墓主人对马祖神——天驷的崇奉。所以我们认为铜奔马应当命名为“马神——天驷”。它既合乎墓主人的官秩身份，也合乎墓主人率领骑兵、祭祀马祖神的职业特征。
铜奔马为“马神——天驷”，如此说无误，那么对铜奔马的艺术表现特点就比较易于理解了。“天驷”者犹言驷马行空，张衡《文选·南都赋》：“驷飞龙兮骙骙”。注：“飞龙，言疾也”，这便是以飞龙状驷行之疾驰。后世言“驷马难追”，都是形容骏马奔腾。古代民间艺术家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相结合的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驷马的龙腾虎跃的雄姿，以三足腾空若飞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但它的后足踏在一只飞鸟上，又不似现实生活中的真马。妙就妙在这只飞鸟的匠心独运，这只飞鸟很神妙地概括了马神——天驷所处的空间位置。两汉出土文物和艺术品中，不管绘画和雕塑，常以云气、飞凤、飞鸟、翔鹤、腾龙等纹饰，来象征升天遨游。这种出土物例子甚多，不必赘述。所以说铜马俑用艺术手法处理的“马踏飞鸟”形象，就是表示马神——天驷在太空遨游，它那体态饱满、腾空凌云、昂首长嘶、风驰电掣般的飒爽英姿，只有马神——天驷才能当之无愧。
马神——天驷不仅是一件举世罕有的古代艺术瑰宝，而且从历史角度看，它反映了我国养马历史的悠久和繁荣，也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培育良马的杰出才能。它是值得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象征。
目前，“天马”之说已被人们认可，国家旅游局已决定把“天马”作为中国旅游的图形标志。看来有必要对“铜奔马”进行历史的考查，作出科学的命名。故提出“马神——天驷”之说，供大家讨论。
原刊于《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0页。——编者按）。
[2]（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0页。——编者按）。
[3]（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0页。——编者按）。
[4]（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0页。——编者按）。
[5]（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1页。——编者按）。
[6]（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页。——编者按）。
[7]（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4页。——编者按）。
[8]《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3页。——编者按）。
[9]《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4页。——编者按）。
[10]《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2页。——编者按）。
[11]《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7页。——编者按）。
[12]《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5页。——编者按）。
[13]《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4页。——编者按）。
[14]《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7页。——编者按）。
[15]《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班固：《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9页。——编者按）。
[16]《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5页。——编者按）。
[17]《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6页。——编者按）。
[18]《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6页。——编者按）。
[19]《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7页。——编者按）。
[20]（司马迁：《史记》卷24《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78页。——编者按）。
[21]（班固：《汉书》卷22《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60页。——编者按）。
[22]（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6页。——编者按）。
[23]（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3页。——编者按）。
[24]（范晔：《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3页。——编者按）。
[2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26]（范晔：《后汉书》卷118《百官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21页。——编者按）。
[27]（班固：《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3页。——编者按）。
[28]（范晔：《后汉书》卷119《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50页。——编者按）。
[29]（班固：《汉书》卷40《周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26页。——编者按）。
[30]张永明：《简论武威雷台出土东汉铜马的称名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31]张永明：《简论武威雷台出土东汉铜马的称名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32]（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5页。——编者按）。
[33]唐凌：《少年文史报》1984年1月5日。
[34]（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0页。——编者按）。
[35]（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3页。——编者按）。
[36]（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34页。——编者按）。
[37]章如愚：《山堂考索》，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