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欧亚非地区贸易往来，文明互动的大通道，很早便载入了中外史籍。但是对“丝绸之路”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却是始于近代。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外学者、探险家对“古西域”地区的探险活动、考古发掘使得“丝路学”逐渐走向世界，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如德国人夏德1885年所撰写并出版的《大秦国全录》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以我们熟知的汉文史料典籍，对古代“大秦”的方位和中国关系进行精细的考证，赢得了丝路学者的一片赞誉。英国人斯坦因在1921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 （Serindia）作为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在牛津发行，更具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考察，斯坦因等人在古丝绸之路不仅发现了尼雅遗址，劫掠了藏经洞，也重新唤醒了“丝绸之路”沉睡的记忆。

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域外汉学界在“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领域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不仅是学术的内在动力，更是由于对“丝绸之路”沿线掠夺后的结果。直到20世纪初，国内学者才在“丝绸之路”、中外交通史研究方面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局面。如王国维先生1921年发表的《摩尼教流入中国考》，补前人之所未考，开研究之先锋。此外张星烺先生于1930年代汇编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整理收集了丰富的中外史料，成为研究“丝绸之路”的必备资料。方豪先生1953年在台北出版的《中西交通史》则是这一时期交通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规模宏大，资料详实，详尽的研究了从古代至近代中西交往的过程，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兴盛，研究内容、研究深度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系统化的探讨，对“丝绸之路”的概念、研究的范围及其方法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丝绸之路”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大意义。如侯灿先生的《丝绸之路学的含义、内容及其方法》 （《丝绸之路》1997年第6期）对“丝绸之路”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于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因研究者个人兴趣点的不同也各有侧重。如殷晴的《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 （中华书局，2007年）探讨了丝绸之路畅通对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彭向前的《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重点探讨区域政权对于丝绸之路的经营管理。但将海陆丝绸之路统合于一个大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则略显不足。以元为时间点进行对比研究就更不用说了。本文试图在元代大一统和世界性帝国的背景下，以元初^[1]为历史间隔，在蒙元帝国的世界性特性的关照下以及元初陆海丝绸之路在一体化网络格局下，探索陆海丝绸之路各自独特的优势。并为21世纪“一路一带”战略提供范式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