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甘青考古的主要收获

一、安特生甘青考古的主要收获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1914—1924年受中国政府的聘请,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探寻矿藏。1921年,安特生调查北京周口店遗址。同年又在河南仰韶、不召寨等遗址发现彩陶,根据国际惯例,安特生把以仰韶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此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考古学。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分析了仰韶文化与中亚安诺遗址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由于彩陶纹饰相近,因此推测有传播的可能性。安特生认为,如果存在“彩陶东渐”的问题,那么甘肃就是“交通上自然之孔道”。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说,他决定到甘青地区寻找证据,将仰韶陶器与欧洲、西亚出土的陶器比较,探究其“关连之处”。

1923—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调查古代人类遗址。经费由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该会会长瑞典皇太子筹集,中国政府提供必要的帮助。调查的主要地区有湟河流域、洮河流域和甘肃民勤。在甘肃、青海考察期间,安特生发现了许多著名遗址及遗物,其中遗址50多处,如贵德县罗汉堂、西宁朱家寨、民勤沙井、辛店、宁定半山、齐家坪、民和马厂塬、寺洼山、马家窑等遗址。经过研究,他将甘青地区的古文化分为6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这6个时期的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00—公元前1700年;前3期属于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后3期属于早期青铜时代;这6个时期是连续的,是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演变[1]

安特生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对甘青地区考古的重视,遗址和遗物的发现、最初的分期等都具有初创之功。美国学者劳佛尔在他的著作《中国古玉考》中断言中国没有石器时代,安特生的考古成就使得劳佛尔的观点不攻自破。安特生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但他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尤其是史前考古奠定了基础。他把手铲、铁钩、铁镐、铁锤和刷子等引入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这种工具一直到现在仍被我国考古界所常用。安特生在甘青地区如齐家坪、半山、朱家寨、沙井等遗址绘有各种地形图,这些地形图对于当时了解古代的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情况作用很大,即使对于后来的研究者也是极其有益的。夏鼐1945年在甘肃半山区调查时对阳洼湾齐家墓葬位置的确定,便是借助了安特生早年的半山墓葬区域图[2]

安特生在甘青地区考古中,在类型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把甘青古文化分为6期,而且把甘肃仰韶期与河南仰韶区别开来,主要是应用了类型学的方法。安特生收购的大量陶器,因为不明出土地点,科学价值极低。但他应用类型学的原则把这些陶器与出土物进行比较,使其各得其所,变成有价值的材料。如马厂期、半山类型的陶器大部分是买来的,经过分析最终确定了这些陶器的文化属性[3]。在草创时期,他的工作确属难能可贵。